本文采用多视角、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探讨文化传统在技术创新过程及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的作用,以及技术创新活动和技术创新政策的实施对文化的修正机制,旨在解决在技术创新过程和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出现的文化困境,推动我国技术创新进程,并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本文从文化传统、社会资本、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政策等基本概念出发,运用经济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文化学、政策学、博弈论、系统论和哲学等有关理论,比较研究了中西方文化,回顾了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内生化历程,探讨了文化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具体机制,较全面地分析和评价了文化传统对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影响,论述了文化传统在我国技术创新政策中的基础性的核心地位及文化传统对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影响的双重性。从短期看,文化传统可以被看作是给定的常量,它决定了我国技术创新政策;从长期看,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又对文化传统有反作用,使之向亲经济(非经济但不反经济)的方向变迁。本文认为有些文化传统对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具有偏向正面的影响(如性善论、集体主义、天人合一和顺其自然等);有些文化传统对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具有偏向负面的影响(如官本位、等级观念、特殊主义、重义轻利、女性文化和平均主义等);还有一些是中性的,即运用得好(如相关制度设计合理)则有利于技术创新政策的实施,运用得不好则不利于技术创新政策的实施。此外,本文还探讨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政策和文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各种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如风险投资政策、产权保护政策、科技税收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文化传统对我国各种技术创新政策工具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一是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较系统梳理和重新界定,认为社会资本是有内部结构的,其表层是客观的物质形态(如社会关系网络),里层是主观的精神形态(如信任、合作和互惠等),核心是精神层面的文化,即价值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文化传统对社会资本的影响,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学者提出的有关社会资本的结论不一定适合中国。二是在分析技术创新及其政策的主客体的基础上,探讨了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探讨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内生性影响。本文论证了部分文化是继科学技术、制度之后又一个经济系统(或技术创新活动)的内生性变量。四是探讨了文化对技术创新政策的内在影响。一般而言,政策是一种政治或政治措施,而政治一般可以分为政权形式、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层面。因此,社会主流文化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或其核心,当然也应是技术创新政策的核心。这样,文化成为技术创新政策的内在影响因素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了;而且文化对技术创新政策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内在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对外在制度(或正式制度)的影响。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这种影响应是基础性的,因为外在制度必须建立在内在制度基础之上。五是提出了文化传统对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的观点。在某些情形下,同样一种文化传统对我国技术创新政策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既是文化优势,又是文化劣势。这意味着我们在制定和实施技术创新政策时必须因势利导,发挥我们的文化优势,克服我们的文化劣势。总而言之,文化传统在技术创新活动和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制定、实施和评价技术创新政策时必须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文化变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我国的技术创新政策及其相关配套政策是可以加速或控制文化传统向着亲经济的文化观念不断演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