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主义”诞生于近代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威胁中,它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地缘政治空间,以及“共同命运”的概念。它在晚清民初的二十余年中,从一种模糊的情感和心理状态走向了具体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策略。“亚洲主义话语”指的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报纸、文章、演讲中关于亚洲主义的讨论,还涵盖了他们写作的内涵着亚洲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以及在本土的提倡亚洲主义的文化实践。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记》记叙了日本人东海散士在美国费城与两位欧洲美人的相遇,并分享各自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经历,感叹被压迫民族的悲惨境遇,从而结成了深厚的友谊的故事。著作前半部分批判欧化倾向,倡导民族独立和亚洲民族联合的思想,具有亚洲主义初期的色彩,是对明治维新时期全盘西化的反思。而在十三年后发表的小说下半部中,作者开始明目张胆地表达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敌视,表现出民权思想的消退,帝国主义思想的抬头的趋向。清末知识分子对于近代日本的“人种论亚洲主义”以及“同文同种”的联合论最初是抱有好感的,而当他们意识到亚洲主义中的扩张倾向后,他们的态度便转向了警惕与批判。1898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翻译并连载该小说,直到1900年连载至第十二回开头部分为止,他删除了许多书中帝国主义的观点。中国晚清知识人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指出了日本亚洲主义的欺骗性,提出倡导真正的亚洲联合的构想。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1934年满洲报社忠实于原文体现日本权威的译本,意图以文化输入日本的民族主义的方式驯服生活在“满洲国”内部的中国人。而1935年中国书局翻译《佳人之奇遇》则强调中华民国本位的态度,遮蔽了译文本身的满洲气象。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记》的前后两部分具有矛盾的文本张力,从中可以探究亚洲主义是如何在明治维新后期,从“同文同种”的联合转变为国家主义的扩张。在中国的语境中,《佳人奇遇记》在晚清以及抗日战争期间曾被三次翻译。从译者对文本的取舍中可以看到中国知识人对待亚洲主义从期待、利用到批判、重建的过程。文学类型的迁流也反映了思想的迁流,而促使《佳人奇遇记》被翻译、改动的原因也是引导政治小说这一文学类型进行跨文化迁流的动力。梁启超通过这本小说将政治小说植入中国文学的版图,同时使得文本与现实政治产生了共振。通过这个文本传播的历史可以观察亚洲主义话语在中国的谱系,并思考亚洲主义诞生与变异的内在原因,从而为今天的亚洲共同体概念提供一点思想资源。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亚洲主义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同文同种的亚洲联合不再被强调。中日两国的对立加深,亚洲联合的现实意义遭到削弱。第二,对抗西方的意识淡化,加强民族认同成为首要目的。第三,亚洲主义开始具有“公理对抗强权”的性质,其意义从亚洲延伸到全世界。中国知识分子希望建立反抗民族压迫的新亚洲主义,最终实现全世界民族平等的目标。总的来说,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亚洲主义的原旨变得模糊,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基于民族平等、反对霸道”的亚洲主义成为新的话语,并尝试开启崭新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