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以期达到“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外商直接投资(FDI，ForeignDirectInvestment)作为集资金、技术、管理于一身的创新性资源，是FDI引入国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主要途径。然而，FDI引入国能否有效的吸收来自于FDI溢出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其自身的吸收能力。因此，探讨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传导机制，对促进FDI技术引入国技术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在对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基本理论和吸收能力基本理论进行了分析，根据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渠道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找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因素。论文采用演化经济学思想，分析了吸收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引入了生物学中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选择和遗传”的演化原则，将传统达尔文主义中“变异、选择和遗传”的演化原则转述为“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和技术溢出”。这种分析结构既充分体现了社会经济演化的主要特征，又遵循了达尔文主义的基本演化原则。另外，为了更好的揭示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效应作用的复杂演化过程，论文在以上“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和技术溢出”简单的机械式三段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三种机制之间的内生和互动关系，建立了“外商直接投资机制与吸收能力机制的互动”、“技术溢出机制与外商直接投资机制的互动”及“吸收能力机制与技术溢出机制的互动”的相互反馈的环状解释框架。这种环状机制可能发生在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经济系统中的各个层级，具有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经济系统的一般性的特点。因此，三种机制及三种机制间的互动构成了吸收能力视角下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较为完整而又抽象的分析结构。在实证研究中，论文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设立了论文的实证检验模型，采用中国1978-2011年共34年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回归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通过改善我国企业的知识基础、研发投入、企业与外界的联系和对企业创新人员的激励机制，能够提高我国吸收能力进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