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立起一个以教坊司为中心,乐院(富乐院、勾栏、酒楼)为辐射,从京师、王府到地方官署的一脉贯通的乐籍系统,将地方乐籍归于中央统一管理,形成一个严密的上下贯通的礼乐体系。地方官署作为其中间环节,所执行的音乐活动也是明代音乐研究中不可忽视的。此研究的官署是以汉民族为主体,彰显地域性和正统性。明初,国家对地方设置的里社制度、乐籍制度以及系列官民通祀和同祭制度,反映在地方官署上则分为国家礼制层面的祭祀和鼓吹仪仗和娱乐层面的官妓佐酒。在国家礼制层面下的用乐不可谓不丰富,洪武初期的施政特色是将“礼”政令化,明朝中后期,地方有司增设伶官,乐户统于教坊司,表现为在州府县中按照官员品级,用乐也各有差异。在地方衙署内的礼俗用乐和本品鼓吹也是身份的象征。明代“地方教坊”,除对富乐院、十六楼等官设酒楼有对乐人的需求外,洪武朝的娼妓“满天下”、宣德年间的狎妓禁令以及对乐户、乐官的赏罚等也是研究的焦点。“虔婆”是连接官员、乐人、百姓的重要媒介。随着明代后期传奇、戏曲小调等兴盛,官员和乐人的艺术才情也在此颇有展现。统治者肯定音乐的教化作用,地方县学与书院的兴起,礼乐射御书数是他们为官的必学之科,教员对学生亦有音乐上的教导,所衍生出系列州、府、县学祭孔仪式。随着嘉靖朝礼制改革,礼乐的仪式、用乐等均有一定的调整。明朝皇帝对道教的痴迷超过以往各朝,明太祖于洪武十五年特设的僧道衙门,使得多数道士亦有品级。此外由官府组织,里老带领的乡饮酒礼仪式之唱念,还有乐学涵养丰硕的官员,诸如韩邦奇、何良俊的亲自讲学都直接影响后世音乐的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