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早年以辞赋名家,创作了一大批典丽深湛的的汉大赋。晚年,扬雄转向了学术著述,其《法言》与儒家经典《论语》一脉相承。《法言》较为全面而深刻地展现了扬雄的思想,其中所阐述的文学思想尤其引人注目。扬雄创作《法言》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学术思想。扬雄是一个先秦孔、孟儒学坚定的信守者。扬雄创作《法言》,欲以先秦传统儒学矫正学风、世风以及文风。同时,扬雄还欲建立自己新的儒学理论体系,阐述孔孟儒学的思想精义。扬雄的学术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对于文学的认识和观点。扬雄的文学观更多地继承与发扬了先秦传统儒学的文艺思想。《法言》中的文学观是以明道、征圣、宗经为核心的。扬雄继承并发展了由孔、孟一直到荀子所提倡的“明道”精神,进而建立了明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思想原则。扬雄批评汉大赋的立足点是“讽谏”,这本就是他文学思想中的一贯主张。早期,扬雄就十分重视赋的讽喻功能。晚年的扬雄认识到汉大赋的讽喻作用微乎其微,所以否定了“丽以淫”的汉大赋。纵观汉代的文学思想,扬雄“讽谏”说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加之扬雄本人的宗儒思想以及时代背景,决定了扬雄特重讽谏的文学观点。在此基础上,扬雄提出了汉大赋的创作原则:“丽以则”。综观扬雄的创作实践与思想,他对于辞赋态度发生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赋体自身的特点和赋家的社会地位。扬雄论文质关系,明显地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文艺思想。并且,扬雄正式将文质观点应用于文学作品的评论中来,形成了明确的文学理论。扬雄提倡“文质兼美”的文学观。他要纠正当时以文害质的文风,所以对“质”的内容论述较多。他所强调的“质”的内容有两点:一指孔子之“道”;二指“心”或“事”,即指文章述作要抒发心意或传达事理。这实际是扬雄自五经中总结出来的,仍然体现了他的宗经精神及复古思想。在言意关系的讨论中,先秦儒道两家的观点影响最为深远。扬雄的言意观就融合了这两家的思想。扬雄从创作的实践经验出发,一方面认为要做到以“言”尽“意”很难,另一方面又认为,“言”可以尽“意”,圣人所作的经书就是最好的实例。所以,扬雄认为,解决言意矛盾的办法就是向圣人学习,向经书学习,从而在创作上提倡复古。扬雄的文学观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提出系统的明道、征圣、宗经理论,确立了孔孟之后中国古代文学的正统观念;他的著述实践也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活动产生重要的启发;东汉以至魏晋南北朝诸文论基本上继承了扬雄的赋论;扬雄提倡复古文风以纠时弊的方式对后世文学家、文学理论家的影响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