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很有名的信奉佛教的君主，在位时就曾有“皇帝菩萨”的称号。尽管后世儒家主流的评论常常将梁武帝作为佞佛而致亡国的历史教训，但是回到他所生活的南北朝时代，梁武帝对于佛教的信奉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社会普遍的信仰倾向，并且对于早期中国佛教的本色化进程具有很独特的意义。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土，由于中印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在传播的过程中经常与中国的传统观念和习俗发生冲突，尤其是在礼法和道德教化方面。进入南北朝，中国佛教在规模和影响上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而这种发展除了依赖于中国佛教义学的兴盛和僧团的迅速壮大，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佛教自身针对中国传统社会实际所作的积极调整和融合。　　南朝佛教之盛，在梁武帝时达到了顶峰。梁武帝作为皇帝的特殊身份，使得他能够在推动和促进佛教融入中国社会和民众生活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在思想方面，梁武帝提出了神明佛性论，从因果的角度解释了众生何以成佛的问题，对于当时中国僧人所关注的佛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以神明成佛义为根本，梁武帝依据佛教根本的因果理论，进一步主张神不灭，并针对范缜的神灭论，以传统的孝飨之礼为据，说明儒家在慎终追远和不忘本的教化中也同样特别强调因果。把因果当作佛教信仰的核心，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社会对于佛教的一般认识;但是，分别从儒家和佛教各自的理论出发，将两家所谈的不同因果结合在一起，却是梁武帝的一种理论创新和尝试。　　孔释兼弘的特点，不仅表现在梁武帝的思想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梁武帝的实践上。在这方面，梁武帝对蔬食和不杀生的奉行与倡导就是很好的实例。一方面，梁武帝自己因尽孝而长期坚持蔬食，并进一步把这种蔬食转化为清心寡欲的宗教修持，自觉地严格奉行;另一方面，梁武帝以其一朝天子的至高权势，将个人的蔬食推广到国家的宗庙祭祀，废除了牺牲，同时也下令僧团将完全禁止肉食作为戒律加以执行。通过废除宗庙牺牲和禁止僧人食肉，梁武帝实际上是将儒家的仁爱与佛教的慈悲相融合，将儒家的道德修养与佛教的戒律修行统一起来，以“慈”“爱”精神作为更普遍的伦理观念加以广泛宣扬，积极地在社会道德教化和礼法实践上融会贯通儒释二教。　　不论是讲因果，还是行慈爱，梁武帝身上都在凸现出统一儒释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的根源，根本在于梁武帝“皇帝菩萨”的双重身份。梁武帝奉佛的核心，就是正法与净行这两点。就弘扬正法而言，梁武帝有很多说法和做法都与佛教史上的阿育王很类似，也体现出一种法王的理想;但是，梁武帝不是中国的阿育王，也不只是佛教史上的又一个法王。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使“皇帝菩萨”的形象远比法王更丰富多彩，更具有中国的特色。这些中国特色，在梁武帝对大乘佛学的理解和对佛教三宝的供奉方面都有充分的体现，同时也反映出以梁武帝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对佛教的信仰所体现出的复杂性和兼容性。　　梁武帝对佛教的信奉，最突出的还是在于他对于实践的重视，始终体现出面向社会现实、面向民众生活的特点，因而在社会上和历史上具有更大的现实影响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佛教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融合。特别是孔释兼弘的思路，其实正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也是佛教能够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根本。对于今天的中国佛教，梁武帝奉佛所体现的包容性和实践性精神，应该成为多元化社会中人间佛教存在和发展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