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为维护自身利益,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投资者合理期待”这一原则应用于认定东道国违反公平公正待遇或构成间接征收中,这种趋势促使投资者合理期待原理得以发展。虽然理论界对于投资者合理期待是否应该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得到如此广泛的应用提出质疑,但毋庸置疑的是,实践中对于投资者合理期待的保护应作为东道国义务已成为共识。目前在学术界以及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对于投资者合理期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平公正待遇中,但随着实践的发展,间接征收案件里对于投资者合理期待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投资者合理期待的起源在国内法有两种模式:英国法的行政法模式、美国法的宪法模式。投资者合理期待在国际法上的起源是在国际投资仲裁的案件中缓慢起步的,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投资者合理期待在投资仲裁的各个方面进行渗透,最主要的是在公平公正待遇及间接征收中作讨论。投资者合理期待的法律渊源常见于区域性的贸易协定如NAFTA、UXMCA;双边贸易协定如中国—印度BIT等。在实践发展中,由于投资者合理期待的来源不同,对于投资者合理期待的解释逐渐形成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投资者合理期待认为除了基于东道国的特别保证外,合理期待也可基于东道国适用本国法律所提供的一般性的保证,甚至直接基于东道国法律框架的稳定性产生;1狭义的投资者合理期待理论认为,合理期待仅仅基于投资者在投资时从东道国所获得的特别保证产生,这种特别保证是促使其作出投资决定的关键因素。广义或狭义的投资者合理期待都面临其内涵的解释问题,这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尤为明显,例如在实践中,如何定义狭义投资者合理期待中的“投资时”,不同的仲裁庭有不同的理解。在ICSID的仲裁实践中,既有将投资者合理期待置于公平公正待遇中做讨论的案例,如Glamis诉美国案,也有将其置于间接征收的认定中的案例,如Metalclad案件。通过这些案例笔者发现,在仲裁实践中仲裁庭对于投资者合理期待的解释愈发宽泛,由此造成利益天平向投资者倾斜,损害东道国监管权的弊端。笔者认为,在我国双边投资协定尚未明确规定投资者合理期待,我国较少参与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情形下,无论学界还是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都不宜将投资者合理期待独立为一项国际法原则,而应该对投资者合理期待进行限制性的解释,采取狭义的投资者合理期待的立场,维护东道国的经济主权。当前情况下,明确投资者合理期待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的保护标准,尤其是在公平公正待遇及间接征收中的保护标准,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我国作为东道国应改进国际投资条约,统一措辞,厘清概念,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我国的投资者应汲取国际投资仲裁的经验,加强投资前期的东道国风险调查,遵守东道国法律,履行社会责任,善于利用投资者合理期待原则维护其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