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口、经济活动等要素空间集聚的场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也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不管是城市数量还是城市规模都发展较大的变化。2016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达到297个,大约是1978年的2.91倍。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迅速提高到2016年的57.35%。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平均GDP增长率7.55%,有超过50%以上的城市的增速高于其平均水平,城市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尽管我国城市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这是一条快速的且激进的发展道路,过分关注城市“量”的提升,而忽略了城市“质”的发展。正如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认为的那样,我国城市发展取得了可喜的令人振奋的成绩,但是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一样,当前的城市发展是低效率的。这种现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导致城市发展中衍生出一系列的危机和矛盾。城市规模盲目扩大,资源大量浪费,高投入、低产出的特点显著。持续的雾霾、水污染、饮用水资源短缺等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城市交通拥挤、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资源紧张等“城市病”逐渐出现,严重影响到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城市发展并未体现出发展的本质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导致城市效率和发展质量较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并强调,要坚持集约发展的方向,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式向内涵式的转变,提高城市发展可持续能力。在当前面临的城市发展问题以及国家的政策背景下,城市发展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高城市发展效率,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并成为理论和实践关注的重点内容。鉴于此,本研究对我国城市效率进行全面测算,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高效率高质量的城市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本研究尝试按照“问题提出-理论框架-实证分析-政策研究”的思路进行,首先通过背景分析,确定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和内容,总结、梳理基础理论和文献综述,明确本研究的基础和研究进展;其次,构建论文的理论框架,对效率、城市效率等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并以此为基础,明确了城市效率投入和产出的基本内容。通过文献梳理以及理论分析,从单个城市内部的角度,阐述并分析产业结构、经济集聚、人力资本、研发创新、政府干预、环境规制、制度因素、对外开放和城市规模等关键因素对城市效率的作用机制和路径;将效率因素扩展到城市间关联,基于城市关联的视角,探讨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一体化、知识共享和溢出、产业分工和协作、市场统一等五个影响因素对城市效率的影响机制。再次,利用基于松弛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我国260个地级以上城市效率进行测算,并分析了东中西三大区域、不同规模和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效率差异,从投入产出角度对无效率的原因进行分解。然后,基于第三章的理论分析,从单个城市的视角,对城市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从总体层面和不同类型城市的效率差异角度,分析其影响程度及其变化,进一步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方法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城市间效率差异的贡献,探寻不同城市效率变化的主要原因及其主要驱动力。此外,从城市间关联的视角出发,运用合成控制法检验城市间关联的效率增进效应,即城市网络关联外部性,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为例,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和夏普利值分解法,从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一体化、知识共享和溢出、产业分工和协作、市场统一机制等五个方面,对城市间关联下效率影响因素及其贡献度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根据上述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从效率的角度,对我国城市发展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我国城市效率提升的路径。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将城市效率理解为传统经济效率和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的环境效率,没有全面反映城市的效率水平和城市发展的质量。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更是城市居民福利水平的改善和社会进步,居民福祉水平的提升才是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本文认为城市效率是以较少的投入,尽可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和实现社会进步,同时对生态环境产生较少的影响,实现城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二,我国城市效率处于较低水平,存在较大程度的效率损失。传统经济效率和考虑资源环境的环境效率都将会高估真实的城市效率水平。效率水平在时间变化上呈现出“W”型波动趋势。效率有效和较高效率水平的城市较少,大多数城市处于中等和低效率水平。从东中西空间尺度看,平均城市效率呈现东部高,中西部略低的态势;从不同城市规模来看,超大城市的平均效率水平最高,小城市次之,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效率水平较低;从不同行政级别城市来看,行政级别越高,其效率越高。效率损失分解发现,导致我国城市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投入冗余和环境污染排放过量,社会发展期望产出的无效率贡献度仍仅次于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且三者的无效率贡献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我国城市效率不存在显著的α收敛,但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全国以及三大区域、不同规模、不同行政级别内部的城市效率差距在逐渐缩小,且向着自身的稳态水平收敛。第三,单个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人力资本、研发创新、对外开放对城市效率的影响为正且显著。政府干预和环境规制不利于城市效率的提升。经济集聚、城市规模对城市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经济集聚、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城市规模是我国城市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且产业结构优化正向影响有逐步加强的趋势。人力资本和创新水平虽然对城市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其积极作用有上升的趋势。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和贡献度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不同城市规模和不同行政级别间呈现出差异性。第四,利用准自然实验的合成控制法,以长三角为例验证了城市关联的效率增进效应,即城市间网络关联外部性。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要素跨区域流动、基础设施一体化以及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城市效率水平的提高。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能有效提升长三角和珠三角各城市的效率水平,但对京津冀的积极影响不显著。知识溢出和共享并不能有效促进城市效率的提高。对于分样本而言,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分工和协作、统一市场促进核心城市和外围城市效率的提升,要素流动、知识溢出和共享对核心城市效率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外围城市产生负向影响。夏普利值分解发现,城市间网络关联外部性对长三角城市效率的改善主要依靠城市间要素的频繁流动以及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分工,珠三角主要依赖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分工协作,京津冀主要得益于城市间要素流动。相对于单个城市影响因素而言,城市间网络关联外部性各机制变量对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大。城市间网络关联外部性对核心城市效率的改善主要是靠产业分工协作和统一市场,而对外围城市效率的提升主要是由于产业分工和基础设施一体化。在本研究中,尝试并努力达成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丰富了城市效率的内涵,强调城市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多目标产出。本研究认为城市效率是以较少的投入,尽可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和实现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社会进步,同时对生态环境产生较少的影响,实现城市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等的发展和进步。基于此,在已有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中,纳入居民福祉水平和社会发展的指标,能更加全面的衡量城市效率水平和城市发展质量。第二,拓展了城市效率的优化影响机制,将效率的影响机制从单个城市扩展到城市间关联。已有文献在考察城市效率影响因素时,仅从单个城市内部出发,而忽略了城市的“第二性”特征,这有悖于现实。因此本研究将城市效率的影响因素从单个城市扩展到城市间网络关联,提出城市间网络关联存在效率增进效应,要素流动、知识溢出和共享、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分工和协作、市场统一等是其驱动城市效率增进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实证分析了上述机制因素对效率的影响及其贡献度。将城市置于多种“流”组成的空间中来找寻城市效率的动力路径,为城市效率优化提供更加全面的依据。第三,城市间关联对城市发展和效率的影响源于其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性被关联内各城市所共享,而且会促进各城市效率的提高。城市群作为城市间网络关联发展的典型,为我们识别城市间网络关联外部性提供了较好的研究素材。因此本研究通过构建准自然实验的方法,将加入城市群看成是对城市的一项准自然实验,以此评估城市间网络关联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线性回归模型的内生性和遗漏变量的问题,同时解决了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减少了权重选择的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