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我国虽然水资源总量丰富,但是人均水资源量处于世界靠后位置,是世界上人均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我国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东南多西北少,这使得缺水地区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更为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2016年水资源税率先于河北实施试点改革,2017年12月又在北京、天津、山西等9个省份开展新一轮试点。当前,水资源税试点改革初显成效:节水效应明显,用水结构改善,地下水使用量大大降低,各经济体节水意识增强,水循环利用率提高,取用水的管理也更加准确。但试点省份在改革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未解决的问题:税制设计仍不健全、对税款支出路径尚不明确、农业用水的征管较为困难、相关配套设施有待完善等。为了更好的总结试点经验,发现试点中的问题,对水资源税试点改革的具体情况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从当前水资源税的制度设计看,其主要考虑的是对特定用水的调节,虽然其总体目标中有提到“提高用水效率”,但效果目前尚不明确。因此本文以用水效率为切入点,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研究水资源税征收带来用水效率的变化及其差异性。在第一部分,首先通过交代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梳理相关文献构建研究思路和方法并指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在第二部分,通过讨论水资源及水资源税费相关概念,探究水资源税征收的理论基础,引出我国水资源税试点现状、改革成效与当前仍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通过设定本文研究的模型,解释各变量选择的原因,说明所选取的样本,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第四部分,通过实证的方式研究水资源税总体与用水效率间的关系,然后从地区差异和产业结构特征差异两个方面讨论开征水资源税对用水效率的影响。第五部分,归纳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为水资源税的进一步改革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议。本文的结论如下:（1）总体来看,水资源税的开征会对用水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即水资源税征收导致万元GDP用水量增加。与非试点地区相比,水资源税的征收产生了特定调节作用,使得地下水取用水、超采区取用水及特殊行业用水成本增加,总产出减少,造成一定的效率损失。另外,费改税能够改善对用水量的监管,造成统计意义上用水量的增加和效率下降。（2）从不同区域来看,在大部分地区,水资源税与用水效率之间都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水资源税的征收并不会对用水效率产生不利影响。这是由于水资源税在实施过程总坚持“三增三减”,其税制设计更注重对特殊取水方式、特殊区域和特殊行业的调节,而在税费平移的过程中保持了居民生活用水、企业正常用水和农业用水负担平稳,故其对大部分地区用水效率并没有明显影响,这为全面推广水资源税提供了支持。在某些地区,水资源税的征收可能会导致一定的效率损失。因此在制度设计时有必要根据各地实情,因地制宜的进行调整。同时,水资源税征收也会带来用水量统计和衡量准确性的提高,如对无证取水行为的查处和管理更加严格等。（3）从产业结构特征差异看: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地区,水资源税与用水效率呈显著正相关,这与总体研究结论相一致;但在产业结构层次较高地区,水资源税与用水效率则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由于水资源费改税在绝大部分试点地区均不会该来显著的负面影响,因而水资源费改税通过税费平移等方式能够实现平稳过渡,水资源税的全国推广是切实可行的。但由于在部分地区可能会产生一定效率损失,可考虑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进行差异化的调整。并且水资源费改税在完善征管和提高计量准确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因而笔者建议,在下一阶段水资源税进一步扩大试点甚至全面推广时,应该更关注其征管效率的提升和征管体制的完善上。本文据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1）进一步扩大水资源税试点范围;（2）摸清缴纳基数,重视征管工作;（3）建立中央地方分享机制,明确税收支出路径;（4）建立水利部门与税务部门间的协作配合机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以地级市为样本,研究2014-2019年面板数据,并通过平行趋势检验、改变样本容量和替换变量等方式验证模型的稳健性。（2）将研究重点放在研究水资源税的征收与用水效率的关系上,并考虑不同地区、产业结构中用水效率的异质性。通过差异性分析,考察不同地区水资源税的效果,为其进一步推广提供理论和实践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