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竹菊”被誉为中国画中的“四君子”。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梅兰竹菊”不但被赋于崇高的“君子之德”,其绘画作品还因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程式的简约性、典型性,理所当然地成为写意文人画最高的代表和典范。“梅兰竹菊”的绘画程式是在长期的历史衍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受儒、释、道文化的影响,同时在中国画自律性发展的过程中,“观物取象”和由“直观”到“玄观”的观照方法在绘画程式的形成和衍化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具体而言,在“梅兰竹菊”程式的历史衍变中,“观物取象”的方法主要是“喻象”“影象”和“易象”这三种;其绘画程式则表现出强烈的“字构化”和“线构化”特征。“梅兰竹菊”的绘画程式在笔法、程式结构、笔顺、章法及四者的生发性等方面表现出与中国书法极为相近的特性。在历史衍变过程式中,“梅兰竹菊”的绘画程式也形成了由笔法程式、起手式、分部（分类）与归整法式、情境与景态范式、画法口诀、形制与章法范式、名家范式等构成的完整体系。因其简约性、典范性、体系性等优秀品性,“梅兰竹菊”的绘画程式从某种程式上凝聚和代表了中国画尤其是写意文人画最主要的绘画程式与核心理法。基于对中西方文化差异和对中国艺术精神、中国画艺术特性的深入思考和清醒判断,潘天寿、张立辰在其中国画思想和教育体系中,将“四君子”作为中国画功技训练的必修课,并作为现代中国画教学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张立辰还从他创造性的中国画认识论——“笔墨结构论”出发,结合他对“中国文化策略”“中国画的现代性”“中国画的承传”等问题的思考,将“四君子”功技训练的重要性做了新的阐发和提升。这也正是本论文研究课题的当下性和实践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