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理论偏重研究语言转换过程中意义的精确传达，翻译研究在一个二元对立的相对静态的体系中进行。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翻译研究开始出现文化转向。翻译被置于更为广泛的政治，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之中，从而拓宽了翻译学的研究领域。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得到关注。任何译者，在任何时代对任何文本的翻译都无法逃脱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本文主要运用操控学派的理论，采用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将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翻译活动放在宏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进行分析。意识形态和诗学是历史变量，其对翻译的操控力度也是变化的，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翻译活动呈现或繁荣，或低落的状态，而且在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都有所侧重。 论文首先回顾了翻译研究如何从长期的语言学角度转向文化角度。接着详细介绍了操控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安德烈．勒弗维尔及重要观点。他将翻译活动纳入文化系统研究，指出翻译受到的主要操控因素是意识形态和诗学。根据操控理论的解释，翻译不是复制，而是改写。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译者的翻译活动。也就是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便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和相应的诗学趋向，因此，译者从开始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到翻译过程中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正如勒弗维尔所说：“在翻译过程的各个层次，可以看出，如果语言学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的考虑发生冲突时，总是意识形态和/或诗学胜出”基于这些思考，本文将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翻译历史粗略的划分为三个阶段，尝试探究各个时期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由此决定的主流意识形态，诗学对于译者选择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操控，并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现象进一步说明这些操控因素的作用。最后，论文在肯定历史，社会环境对翻译的操控的同时，也指出操控理论存在的局限性，并得出结论，意识形态和诗学的确在较大程度上操控译者对文本和策略的选择，但这种操控不是绝对。文化翻译研究只是翻译研究的一种方法，翻译活动所受的影响并不仅仅只有外界社会历史因素。因此，要更真实，更客观地了解一个翻译现象，需要有更全面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