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劼人文学观念的形成过程中，他从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中汲取了不少养料。巴尔扎克、左拉等作家用文学再现历史的观念、把握历史进程的整体性、描绘社会的全景式和真实客观的叙事风格对李劼人影响至深。他对该理论的推崇也从客观上呼应了“五四”时期写实主义的理论建设。李劼人文学创作风格中也有巴蜀文化因子，蜀地文化传承上的“地方志意识”也深深地影响了李劼人，他是中西影响相融合的范例。　　李劼人在“大河小说”中采用全知视角，始终处在客观叙述者地位。他具有浓郁的“历史情结”，要反映当得起历史转折点的社会现实。世事的纷繁复杂多姿多彩决定了史诗性长篇小说的庞大复杂结构和多线索交叉发展的体系性。他的三部小说气势宏大，情节多线索并进，分别以三个家庭作为结构中心点，由此辐射到20世纪初四川社会分化变革林林总总的社会景象，体现了他的“整体史观”。他以客观全面的描写暗合了中国近代化在20世纪初从徘徊、匆忙到突奔的步履节拍。这三部小说把握住了当时中国尤其是四川社会的本质矛盾和历史进程的实质，即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历史新趋向和旧障碍之间的对峙、斗争，揭示出近代化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本质。对于近代化的大致表征，如工业化、人们知识结构的近代化、文化的世俗化等，“大河小说”都以文学的方式有所涉及和触摸。他不仅写出了四川社会近代化的表象，也写出了中国近代化的本质，是真正的“小说的近代史”。作品中大量的民情风俗描写，也是为了渲染时代氛围，凸现历史面貌。　　“大河小说”中成功的人物形象体现着性格构思与历史构思的统一，是“史”与“人”的完美结合。那些处在新旧历史过渡时代的人物，每个人都有着在近代化转型期特有的“变世道”的感受。蔡大嫂、黄太太等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虽然还不能称为那个时代的历史“新人”，但她们身上有着迥异于传统妇女的“新”的因素，这些因素透露了时代裂变的信息，说明了在经济、文化、道德伦理等方面，近代化的足迹已悄然进驻。时代的过渡性特点包含在各个阶层的人物形象之内。郝又三等的双重性、革命者尤铁民的“幼稚病”、下层民众性格中的反抗性和盲目性等等，都是时代必然的产物。　　重写后《大波》的人物失去了独立自尊感，他们与历史投影之间的关系已不符合文学的特殊机制。李劼人在20世纪50年代改写或重写“大河小说”，受到了当时政治思维、“红色史诗”文学思潮的影响。浓厚的地方特色使“大河小说”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但李劼人的眼光过于地域化了，三部小说对四川与全国间的关系揭示较少，带来了影响力的局限。他的地域特色已有一定的封闭性，不能将乡土的资源提升为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概括，“大河小说”更缺乏人类角度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