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开放型经济正面临着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亟待解决,加之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使得转变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而目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无论是在发展思路的确定上、重点项目的建设上,还是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宏观调控的实施上,都是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因此转变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也在于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通过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有效地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从而更好地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提高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实现更平衡、更充分、更全面的发展。但是,目前关于促进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方式主要集中在完善制度环境、扩大服务业开放、协同区域发展、科技创新、扩大进口,探讨产业促进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研究较少,而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根基,显然是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产业集聚机制的作用下,通过规模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更有助于产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仅能加快补齐产业链短板弱项、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确保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还能实现不同生产要素效率的倍增作用,更好地发挥产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从产业集聚、产业协同集聚的角度出发,实证分析是否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是否产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是否不同区域产业集聚与产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产生了异质性影响,对于指导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本文就产业集聚与产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的影响展开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研究方法和结论如下:（1）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大部分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市场化程度不高、行政干预较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加之目前先进制造业比重较低,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以低端业务为主,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规模和集聚水平较低,导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产生了负向影响。但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产生了正向影响,并且从回归系数来看,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产业单独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的作用效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有效减少或规避了因为空间错配造成的资源损耗和生产率损失,激发出生产性服务业在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的引领作用,从而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联动发展中实现产业链的跃升,并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产生叠加倍增作用。（2）从全国层面来看,受居民部门高杠杆率的影响,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抑制了消费性服务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同时,我国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导致大量中高端消费流向海外,对国内企业和品牌市场造成挤压,不利于消费性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从而导致我国消费性服务业呈现低水平数量型规模扩张的特点,并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产生负向影响。但是制造业与消费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产生了正向影响,并且从回归系数来看,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产业单独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的作用效果。表明消费性服务业通过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有助于促进企业面向消费者建立“需求定制+参与制造”和“产品+服务”等新的生产方式,促进个性化定制和柔性生产,增加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和创建产品品牌,从而不仅有效满足了差异化的消费需求,进一步激发和释放国内消费潜力,破除因需求不足和供给不足对消费性服务业发展的制约,而且在制造业与消费性服务业联动中有助于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更充分地发挥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的促进作用。（3）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均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但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协同集聚、制造业与消费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一方面表明,随着东部地区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显著提升了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和高端化水平。此外,随着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表现强烈,对中高端消费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有效促进了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表明,东部地区各省市的比较优势产业差异性较为明显,其中北京、上海、海南构建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而江苏、浙江、广东构建了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因此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较低,但从东部地区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这种方式的产业布局模式不仅没有制约东部地区的发展,反而使得东部地区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因此,东部地区更适合通过促进产业集聚的方式来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4）从区域层面来看,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影响不显著,但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协同集聚、制造业与消费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由于中部和东北地区的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相对东部地区较低,使其有效竞争不足、专业化水平不高,加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不高,制约其集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此外,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使得消费性服务业集聚规模较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规模和消费性服务业集聚规模较小,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的影响不显著,但是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却较高,通过协作分工有效发挥出了比单一产业集聚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中部和东北地区更适合通过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方式来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5）从区域层面来看,西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影响不显著,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产生负向影响,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产生正向影响;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协同集聚、制造业与消费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均产生负向影响,而制造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产生正向影响。表明对于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城镇化水平较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西部地区来说,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既不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也不在于消费性服务业的协同,关键在于技术、人才、政策等方面的支持,而公共性服务业的集聚能够显著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因此,西部地区更适合通过促进制造业集聚、公共性服务业集聚以及制造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方式来发展高质量开放型经济。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快我国高质量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从国家层面,应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促进消费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构建相对完整的产业链;（2）从区域层面,应以创新驱动促进东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培育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增长新动能,以消费升级需求促进东部地区消费性服务业品质化发展,以技术升级打造中部、东北地区制造业新优势,以双核驱动促进中部、东北地区产业协同集聚,以补齐发展短板促进西部地区制造业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以共享加快推进西部地区公共性服务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