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首次出现在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审理的一起商标纠纷案件中,法院将其作为审判依据得以使用。此案之后,更多商标纠纷案的当事人都运用到了这项依据,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制度能够在捍卫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兼顾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不容小觑的效用和价值。目前许多国家已将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制度正式列入法律明文规定,然而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制度的重要性发现较晚,其中一些关键的相关规定至今也尚未达成统一观点。因此,对该制度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通过对“中华牌铅笔商标纠纷案”、“联想商标侵权纠纷案”这两个我国司法实践中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和把握,提取出法院适用的主要判决依据。运用案例分析研究法,从选取的案例中发掘目前我国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在司法实践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此展开思考。继而结合学界最新观点对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的涵义、性质及边界的相关理论进行细致研究。其中关于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的性质问题在学界一直有较大争议,论文结合商标法明文规定中蕴含的商标性使用要素进行分析后,将其定性为非商标性使用。国外对于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的研究步伐比我国早,且研究思路、司法实践经验更为成熟,论文运用比较分析研究法,对美国、欧盟、日本该制度的发展概况进行梳理比较,深入思考其中的宝贵经验、获得启发。再立足于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对在我国构建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制度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之上,为我国构建商标指示合理使用制度提出建议。除了该制度创建时应当遵循的几点宏观上的原则要求之外,还从实用和谨慎的角度,明确判断一种商标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的认定标准。其中,是否将“混淆可能性”要件纳为认定标准之一,在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中均产生了不少争议,论文通过分析论证后,主张将其定位为认定标准的辅助性考量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