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作为一种流行于汉初的政治思潮而为人习知。而现代黄老之学的研究,却主要是围绕黄老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形态展开的。这主要是因为,黄老之学研究的开展,同材料的发现有着密切的联系。黄老之学材料的开发,主要有两大阶段,一是马王堆帛书的出土,二是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恒先》和《三德》的面世。马王堆帛书,特别是其中的《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和《九主》五篇,使得黄老之学的先秦形态首次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学者们围绕帛书对黄老之学的形成年代及思想内涵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以此为基准,重新检视先秦传世文献,划定一批黄老作品加以研究,并使得一批长久以来被判为伪书的先秦旧籍得以盘活。前人的研究使先秦黄老学的轮廓日渐明晰,对黄老作品的文本注释与分析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上博简《恒先》和《三德》的发表,更丰富了先秦黄老之学的形态和内涵,对这两篇文献的研究成果纷纷涌现出来。尽管如此,先秦黄老之学的研究空间依然存在,特别是对先秦黄老之学的渊源以及整体发展状况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这也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本文包括绪论、上编、中编、下编、结语共五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从1972年马王堆帛书出土之后,学术界对先秦黄老之学研究的概况,以及目前黄老之学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概况方面主要涉及“黄老”的称谓、文化背景、发源地,着重介绍了目前对黄老之学渊源和历史发展研究的情况。在研究存在的不足方面,总结出以下几个问题:材料利用、黄老之学产生背景以及渊源的探寻、黄老之学发展内在理路的梳理几个方面的研究薄弱环节,希望能在本文中加以详述。上编主要阐述黄老之学的渊源与产生。通过分析诸子产生之前的“原始学术”,从而厘清先秦诸子学术内容同原始学术的关系。原始学术包括民间方术之学和政府官学两个系统,这是先秦诸子思想生发的基础和土壤。不同的思想群体吸取了原始学术中不同方面的知识加以利用,并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而与黄老之学关系密切的黄帝方术之学,同原学术特别是其中的占卜、预测、择日等知识技术密切相关。黄帝之学与道家学术的理论体系存在着天然的契合。二者共同的思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天道观念,为道家黄老之学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综合《论六家要旨》和《史记》中对黄老学者的论述,以及黄老之学著作的主要特点,本文对黄老之学的内涵总结如下:黄老之学主要是以《老子》道家思想为本,以黄帝方术之学为用,整合儒法,参用刑名,兼顾内修与外炼,形成一种指约易操,事少功多的君人南面之术。中编主要确定本文的研究对象的载体:黄老文献。由于历史原因,黄老文献出土资料多且分布散乱,情况较为复杂。黄老之学的出土文献主要有: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九主》;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恒先》和《三德》。黄老之学的传世文献主要有:《管子》四篇及《管子·枢言》诸篇、《庄子·天道》诸篇、《尹文子》、《鹖冠子》、《韩非子》诸篇;《慎子》、《申子》的辑本。下编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黄老之学发展过程:天道观念、政治理念、君臣观念,以及黄老之学对诸子学、特别是儒家和法家学术的吸收。黄老之学利用黄帝方术之学的技术,对《老子》道家的道论作了充分了改造。不但扩展了“道”的作用范围,使无为、因任等“道”的特征扩展到人类社会;而且改造扩充了“法”的内涵,使“法”突破“条文律令”的含义,成为“天道”在人间的投射,从而完成了法天而治的理论构建。黄老之学政治理念,通过借鉴吸收法家“法”“术”“势”及刑名观念,形成了一整套从天道出发,通过“理”“度”“纪”“数”“法”等概念从而在人间落实,再转化为可具体操作的法术刑名的政治观念。黄老之学的君臣观念,突出体现了其作为君人南面之术的本质。黄老之学在君臣关系上,主要主张明确君臣分工、君逸臣劳等。不同黄老作品之间略有差别。《经法》四篇、《管子》四篇等主张人君提升自身道德涵养水平,随着时代的发展,申不害、韩非等人已将君臣之间视为针锋相对的关系,在处理君臣关系时也主张运用阴谋手段。黄老之学兼采儒墨名法,特别是对法家和儒家学术,有多方面的吸收。儒家对于人性道德和礼治的执着追求,墨家对于逻辑与技术的精彩见解,法家对于社会政治操作手段的精通,都可以在黄老思想中找到踪影。结论部分提出,黄老之学作为先秦诸子之学的一支,其产生渊源同原始学术的民间方术之学及政府官学都有密切联系。黄老之学以道家道论为本,以黄帝方术之学为用,又充分吸收儒墨名法等学派的积极思想要素,成为行之有效的“君人南面之术”,最终发展成为战国末年乃至秦汉之际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