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劳动”这一工作形态在2020年前的中国并不多见,可以说,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的社会背景使其得到了大范围应用,并通常以“居家办公”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事实上,“远程劳动”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居家办公”仅仅是其所包含的办公方式之一。因其发端于社会学及管理学领域,又首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出现并发展成熟,故该术语的含义是否能够移植到中国法学研究领域的话语体系中尚且存疑。由于我国的生产方式明显与上述国家存在较大差异,远程劳动在实践中因各国制度不同展现出的具体形态也不同,这些都影响着对这一工作形态的准确理解。因此,需要从我国支持新业态的视角下重新审视远程劳动的含义,为理解该劳动形式在我国所遇困境提供帮助,也为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打下基础。从远程劳动的发展脉络入手,在纵向历史维度与横向比较维度对远程劳动进行定位。在此基础上,对远程劳动的内部结构进行剖析,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要素上切入,结合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发现其动态运行存在的问题:劳动者不适应远程办公、远程劳动技术供给不成熟、远程劳动监管制度不到位。由此,界定出能够体现新业态特点的远程劳动:在非工作场所进行的,通过电子化数据传输实现工作协同,以信息处理为中心的,依附于劳动关系的工作方式。并按照发生频次的不同,将远程劳动划分为经常性远程办公、偶发性远程办公、阶段性远程办公三个类型进行分析。进而梳理出远程劳动工伤认定的劳资双方、行政确认和司法审查三种基本法律关系进行剖析。以此从法律关系方面挖掘远程劳动工伤认定在我国遭遇的困境及成因。对远程劳动工伤认定之困境进行理论探究,多方面深层次分析问题,寻找制度困境产生的本源。从法理层面来看,工伤认定理论中远程劳动者主体性质归属之争,“工作起因性”与“工作遂行性”的相对失灵,行为因素的干扰,共同造成了远程劳动工伤认定之困。这些问题反映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规则层面上《工伤保险条例》中“三工”、视同工伤及排除规则条款在处理远程劳动工伤认定标准问题上的僵化,程序层面上劳动关系认定职权分配不适当、争议处理流程不顺畅、举证责任分配不科学和行政与司法衔接不到位。此外,远程劳动工伤认定中职业安全权和个人隐私权在此种工作形态中存在相互减损的情况,面对权利保护冲突增强的情况时,如何协调好这种关系并使其和谐共生,是破解远程劳动工伤认定困境的重要保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对我国远程劳动所遭受的困境有一定认识后,进行比较法考察,选取远程劳动工作形态发展较早的英美法系代表美国,借鉴其自由雇佣模式下将“工作起因性”作为主要裁判因素的做法,并对其远程劳动工伤认定程序进行梳理。选取较早对远程劳动进行专门规制的大陆法系代表日本,借鉴其终身雇佣制下注重综合分析研判,将“工作起因性”与“工作遂行性”结合的裁判标准,并对于远程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有益尝试进行了介绍。这其中,两国不同的工伤认定标准、美国高效的远程劳动工伤认定程序与日本成熟的远程劳动工伤认定保障制度,为完善我国远程劳动工伤认定提供了思路。至此,针对我国远程劳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参考域外经验,结合我国远程劳动工伤认定实际情况,探索破解困境的法律对策:从修改远程劳动工伤认定具体规则入手,形成侧重工作原因的“三工”认定标准、调整视同工伤中“48小时”的规定、考虑排除规则中的因工作原因要素的规则体系。进而重塑远程劳动工伤认定程序,探索繁简分流的远程劳动工伤认定程序,分配好劳动关系确认权、工伤认定最终裁决权的归属。辅之完善远程劳动工伤认定配套机制,将职工安全权与个人隐私权保护制度落地,扩大职业病保护范围,以达到破解远程劳动工伤认定困境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