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性金融在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及转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程度会影响本国经济增长路径与效果,并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融资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呈现明显的政府痕迹。在中国特有的经济与金融制度安排下,政府部门在各类要素配置方面具有强大的资源支配权力,有动力通过推动各类产业政策实现政绩目标。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扶持重点产业,聚集资本、人才等要素,助推资本积累、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政府庞大投资行为离不开特定的融资制度,但不同于政府投资制度相关研究所受到的高度关注,学术界对政府融资制度的相关研究相对不足。实际上,除了预算内财政工具,中国政府还可以通过预算外或准财政措施的融资制度安排影响经济运行。预算外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外部融资,而开发性金融正是外部融资的主要供给者。1994年启动财税分权改革,中国政府于同年成立了服务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国家开发银行。作为独自承担开发性金融功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在市场上具有“准财政”和“准央行”的功能。开发性金融的诞生解决了中国政府经济增长模式的融资困境,通过与市场机制的有机融合,逐步释放经济增长效应,帮助政府实现发展经济的目标。由于受到自由经济学思潮影响,国外关于具有政府主导的开发性金融的理论研究并不多,但鉴于中国开发性金融发展的基本事实,深入探讨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背后的作用机制成为新时代背景下优化金融结构,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功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中国金融制度与发展的现实背景,阐述开发性金融在弥补长期公共融资短缺中的制度优势,分析开发性金融资产和负债扩张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基于信贷配给、金融分权、公共物品等理论,揭示开发性金融在推动经济增长和产出效率两个方面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之上,论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讨了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理论方面,本文将开发性金融和公共物品投资引入Ramsey增长模型,求解开发性金融经济增长效应的最优规模。模型假设公共物品的投资主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承担,政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债务融资提供国家信用担保,通过开发性金融机构完成公共物品项目甄别与融资。模型推导结果表明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开发性金融为投资规模庞大且收益较低的公共物品提供资金支持,较低的融资成本降低了公共物品价格,使更多企业可以享受到公共投资的红利——提升生产效率。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不仅会增加居民收入,还会提高资金借贷利率,进一步促进资本积累,共同叠加形成了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开发性金融在同业拆借市场发行债券的融资方式直接挤占了私人生产部门投资所需的资金,且较低的发行利率会压低银行存款利率,间接导致资本累积速度下降,共同叠加使得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并存导致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即存在最优规模的倒“U”型关系。换言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最优的开发性金融规模占比。为显著提升中国开发性金融的“挤入效应”,并降低“挤出效应”,中国形成了一套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金融分权,这为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支撑。基于此,本文在理论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引入金融分权变量,并假设公共物品融资不再全部由开发性金融承担,商业银行也参与公共物品融资。通过模型求解发现:政府向市场的金融分权不会直接削弱开发性金融对生产部门资本的挤出效应,但这种结构性的调整会通过信贷市场影响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从而加速资本累积。然而,金融分权通过市场机制影响公共物品价格。当政府对公共物品市场干预水平降低时,公共物品的价格会提高,进而抑制企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不利于经济增长。本文旨在考察金融分权对开发性金融的提升效应和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挤入效应”,以证明适度分权才是现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应取之策。在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国家开发银行的省级层面中长期贷款余额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以及金融分权对开发性金融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显著,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本文进一步以金融分权作为门槛变量,利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通过数据驱动研究不同金融分权程度下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分权对开发性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存在最优值。当金融分权低于最优解时,随着金融分权程度的不断上升,开发性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愈加显著;当金融分权高于最优解时,随着金融分权程度的不断上升,开发性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降低,反而不利于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开发性金融对微观层面企业创新和中观层面产业升级的影响。关于企业创新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开发性金融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中介效应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开发性金融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改善促进了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无论是高新技术企业或是非高新技术企业,开发性金融对相关行业的企业创新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关于产业升级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开发性金融显著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背后的原因在于开发性金融的信贷支持有利于推动重点产业提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从长期内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本研究为开发性金融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正向促进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Ramsey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开发性金融变量,从理论上探讨了中国特色金融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丰富了现有文献关于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金融制度因素,对现阶段金融治理改革的相关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二是本文基于国家开发银行中长期贷款的省级层面真实贷款数据开展相关实证检验,并构建了金融分权指标,既为开发性金融的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求解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开发性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实证分析依据。本文还扩展了Hansen（1999）对静态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和推论,将门槛模型的时间序列方法与现有的GMM估计方法结合起来,提出一种新的应用于动态面板门槛的估计和假设检验方法,采用数据驱动考察变量的结构性突变,有效避免了人为依据事件划分门槛带来的偏误,确保了金融分权对开发性金融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的准确性。三是为开发性金融促进科技创新的观点提供了微观证据。本文基于开发性金融的省级层面贷款数据和上市公司专利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开发性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开发性金融主要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