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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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达到新的高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历经九年,该倡议虽然取得了诸多经济与外交成果,但也有部分国际人士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债务陷阱外交”,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掩护下通过对沿线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东道国政府债务率飙升,并最终使其落入“债务陷阱”。面对此种质疑,本文尝试从中国直接投资是否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负债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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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达到新的高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历经九年,该倡议虽然取得了诸多经济与外交成果,但也有部分国际人士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债务陷阱外交”,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掩护下通过对沿线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东道国政府债务率飙升,并最终使其落入“债务陷阱”。面对此种质疑,本文尝试从中国直接投资是否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负债率升高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债务率的影响及传导途径。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9年的年度数据,以73个“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中央政府负债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中国各年度对东道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为解释变量,以样本期内东道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城镇化率、人口预期寿命及通货膨胀率为控制变量,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对非平衡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分析中国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债务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有减债效果,东道国政府债务率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其历史负债率,中国直接投资不应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债务率飙升而受到指责。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照其负债率高低、国民收入水平、是否是“一带一路”地理沿线国家及经济开放度为标准分组,对比分析中国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减债效果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对于该倡议的地理沿线国家,中国直接投资的减债效果更强,历史债务对当期债务的正向冲击较弱;对于负债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国直接投资的减债效果较弱,同时,历史债务对当期债务的正向冲击也更强;相比于国民收入较低的国家,在高收入国家,历史债务对当期债务的正向冲击较弱,而中国直接投资的减债效果不会受到东道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对于经济开放度较高的东道国,中国直接投资的减债效果显著,而历史债务对当期债务的正向冲击较弱。之后,本文就中国直接投资是通过何种渠道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债务率进行了中介效应分析。本文选取四个中介变量,分别为:东道国政府债务总额、国内固定资本形成、出口份额及基础设施水平。结果表明:在四个中介渠道中,出口份额与债务总额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29.7%与39.5%;国内固定资本形成呈现出遮掩效应,取绝对值的情况下,间接效应占直接效应的比例为27.16%;而基础设施水平的中介效应不显著,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也支持该结论,即中国直接投资并不会通过影响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进而影响其负债率。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政府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在国际上推广“一带一路”倡议、回应质疑提供了理论与数据支持,为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时避免造成东道国债务率升高提供建议,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指定经济政策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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