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维持生命至关重要。全球大约有276个国际流域和600个跨界含水层,跨境流域的面积几乎相当于地球陆地面积的一半,约占全球淡水总量的60%。145个国家近30亿人口居住在该地区。长期以来,人们利用这些跨界水资源进行生产生活。一方面,伴随着人类对跨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断加深,全球范围内对水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水污染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引起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也导致水资源的短缺。同时,由于跨界水资源自身的特点,因其跨越不同国家,易引起流域开发领域中的众多利益冲突,以上种种因素使得国际水资源利用冲突频繁发生,冲突危险长期存在。因此如何高效地解决水资源开发利用之争、水量分配矛盾、水质和水生态系统保护成了当今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1997年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的第33条为各国提供了解决争端的框架,但其中的强制性事实调查程序也招致了很多争议,遭到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反对。本文的目的就是探究《公约》规定的强制性事实调查程序,了解各国对该程序所持的不同立场,《公约》引入强制性事实调查的原因,该程序独有的特点,并基于此作出一些评价。首先通过梳理事实调查程序的历史发展过程,了解了《公约》缔结前事实调查程序的发展脉络,以及编纂《公约》时特别报告员和各国代表团对事实调查程序所提出的意见。其次,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材料,明晰了《公约》引入强制性事实调查程序的原因,事实调查程序与其他非法律性第三方争端解决方式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国际机构确立的事实调查程序的关系。再次,通过条约解释和适用的方式对事实调查程序的条款进行解读,了解该程序的强制性是如何体现的,该程序又是怎样运行的。最后,结合以上分析得出结论。《公约》为迅速有效地和平解决国际水道争端提出了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方法体系,但作为框架性公约,规定任何强制性的争端解决方式都是不适当的,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相关精神,也不利于实现《公约》的目的与宗旨,在实践上也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