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诗坛如深泽大海,万怪惶惑于其间,有不少在当时灼有声名的大家却因非政治活动的弄潮儿而渐渐为后人遗忘,范伯子就是其中的一位。本文试图以绪论和三篇、六章的篇幅来描绘在近代风云变幻、思想中西碰撞、诗学古今集成的大环境下,一位以诗名世的布衣诗人如何以诗构筑起他的世界,他的诗学世界又是如何反映出背后那个更大的世界的。绪论试图较全面地呈现范伯子在近代诗坛第一流的地位,以奠定其研究价值。一方面,他是桐城诗派毫无争议的近代第一传人,另一方面,他是“同光体”的大家。但这个身份在陈衍的“同光体”谱系中是被遮蔽的,所以曾克耑重新建立了一个“同光体”的谱系,还原其在同光诗坛的大家地位。陈三立、黄遵宪等名家对他的推重,他对夏敬观、诸宗元等宋诗派后劲的影响,以及后人对他的追慕都足证其为同光诗坛的第一流作家。上篇以“乡土与家风：诗心的酝酿”为题,分南通的地理文化和范氏家风两章来写。第一章抓住南通的封闭与开阔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点来讲,其地僻处江北、独安一隅,风气质朴醇厚,滋养了范伯子笃于乡里的乡贤气质；但又处于江海之交,沿江还有狼山、黄泥山的奇丽风光,又为范伯子的诗注入了浩荡奇旷的江海之气,是为“海东僻土生神奇”也。范氏诗文世家相续不绝有十余代之久,其中范伯子受到明末清初的范凤翼和范国禄父子的影响最大,他们也为范氏奠定了不尚虚名、注重实事、怀贞履道的家风。第二章分三节,先拨开范凤翼一生行迹、尤其是清初与清军交涉一事的重重疑云,揭示出他在叔世之中的“幽人素贞”之心。范国禄在清初不应清试,又因文字惹祸逃亡十载,虽与王士禛等在朝官僚有来往,但其“冲夷不流俗,矫亢不诡时”的性格还是与范凤翼一脉相承。而范伯子在清末的大变局中,放弃科举,为家乡的新式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传承了家风。乡土文化与范氏家风共同酿造了范伯子光明磊落、醇厚质朴的诗心。中篇以“游学生涯：诗艺的锤炼”为题,分“从刘熙载受《艺概》”和“桐城诗学之渊源与化合”两章来讲。青年范伯子初出南通就两访刘熙载,受《艺概》之教,为其诗融入了李白、孟郊之风。在刘熙载“厚而清”、“富贵气象”等诗学理论的启发下,他提出了“诗境贵深寒”说,其内涵与意义超越了传统的“郊寒”,颇具近代特点。桐城诗学在范伯子的诗学思想中分量是最重的。本章第一节从民国时钱基博与南通文人的一场辩讼入手,进而梳理范伯子与桐城派的渊源。他先与吴汝纶切磋三年,再与姚氏联姻,数年浸淫于桐城姚氏之学。第二节通过考证并细读其受知于吴汝纶的联句诗,也如鼎尝一臠,可知其与桐城诗学的默契深处。第三节分“正宗论：宗杜韩而反吴王”、“放炼相济论：超出苏黄,独树一帜”、“‘声音之道’与‘因声求气’”、“‘赤膊子打架’：白描与思力”四个小节来论述。前三个小节主要是范伯子对桐城诗学的接受与继承,最后一小节也表现出他回应近代思想搏激的特点而发挥的新见。下篇以“政与道：诗学的表现”为题。第五章以时间为序,剖析范伯子在西学与儒学之间有所变、有所守的文化心态。第六章分三节,首先发覆甲午之后范伯子离开天津的决定与张之洞的关系,这段经历是他此后多年受尽谗毁的原因,之后他写了许多议论党争之弊的诗。然后考证宋伯鲁易名遁于上海期间与范伯子的交往,进而影响了范伯子对戊戌变法的一些看法,期间他创作了许多议论变法政治的诗。第三节则试图从理论的层面来考察前两节以及其他清末民初诗人的创作实践,还以伯子诗中的花意象为例,来探讨如何才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正途。新语词、新事物的光环早已散去,而王国维的“造境”说和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结合起来,似乎能够诠释一些晚清诗人比较成功的努力。总之,范伯子的诗学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概念,它以儒者生命为根基,以反映和回应时代为表现,其诗心、诗学大环境、时世剧变又反作用于其诗论。如此往复交融,便成其厚而大的诗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