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以“语言学”为突破点,把人类精心营造数千年的文化巴别塔拆解为满地的砖头瓦砾,从而使当代文化呈现出高度生活化、原始化的多元状态。其诸多概念虽然还远远没有划时代的资格,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很容易跨越地理学与人类学的限制而弥漫为时代精神。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有一批年轻电影人,据守于文化边疆,在对“红色经典”、“第五代”的继承与反叛中,自觉不自觉地实现了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呼应和对话,这就是所谓“第六代”导演。“第六代”的旗号并非正规建制,队伍过于单薄、散乱,风格并不整齐划一,手法也非前所未有,因此若以“后现代电影”一言以蔽之,未免有拉大旗以作虎皮之嫌。但应该承认,在中国当代电影中,“第六代”电影最赋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其主要影片脱离“宏大叙事”的主流框架,转向“生活史”叙事和“微观政治”主题,关注普通人甚至边缘人的日常生活和细微感受;在形式上,放弃主流电影的奇观性、梦幻性和戏剧性,普遍呈现出零度叙事、生活化、个人化和零乱化等纪实主义风格。传统文艺理论将内容与形式的距离视为深度,“第六代”可以说“内爆”了内容与形式的界限,所谓“无深度”,实际上意味着形式就是内容。“文本之外,别无它物”,“第六代”因此显示了实验、探索的精神,也造成了与主流、与观众的距离。如所周知,中国的“第六代”与西方典型的后现代电影差别甚大,“第六代”因此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后现代电影,但类似的说法很容易将“第六代”置于东方主义的陷阱中。近些年来,由于在取材和风格上的特殊性,以及在国际电影节上特别受到关注并频频获奖,“第六代”已经被纳入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框架中。但公平而论,“第六代”之于后殖民主义只能算是巧合,倒是评论界有简单迎合和套用舶来理论之嫌。在中国电影史上,“第六代”别具特色,功不可没。当然,由于骨子里的精英意识以及反商业化等品格,“第六代”必将(或正在甚至已经)被招安和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