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和文学家,在中学和西学方面都有颇深的造诣兼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于一身。他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文学、佛经研究、社会,翻译和美学等。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周作人曾一度为学术界所唾弃,他的翻译成就更是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所忽视。然而,随着国内学术界氛围的日渐轻松,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周作人,尤其是他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成果。其中,周作人于1944年在《翻译四则》中提出的文言文翻译观仍然鲜为人知。事实上,周作人是一位丰富多产的翻译理论家,他翻译了230多篇作品,写了诸多翻译理论论文,这也是他翻译思想的实践基础。本文着眼于论证周作人文言文翻译观的合理性和成功之处。目前,国内对周作人的翻译理论研究,总体上有引述、解释以及评述这三个角度,他们的研究成果各具特色,但很少有突破性的进展。本文作者通过归纳前人的研究,阅读和整理周作人的译作和相关材料,以翻译实践、理论和例证分析三个角度相结合的方式来论证文言文翻译观的合理性和成功之处。周作人在16岁开始接触英语,19岁跟随其兄长鲁迅留学东洋。他的翻译活动就是从这个时候在东京开始的,他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包括故事和小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红星佚史》。在长达60年的翻译生涯中,他在翻译著述方面的成果颇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我国的翻译基本上以文言文为翻译语体,周作人就是其典型代表。在此基础上,周作人还提出了文言翻译观,这一点引起了一些当代学者的共鸣。总而言之,本文以周作人的文言文翻译观的合理性为核心,围绕文言文翻译的优点,读者的期待视野和译者的主体性这三个角度,以他的翻译实践为实证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