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中立规则旨在保证所有企业,不基于非商业考虑的因素而享有不正当竞争优势。其调整的实际主要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的行为,该行为涉及各种非商业援助,如信贷、补贴、物资、服务,也涉及法律或规章制度的偏向、购销过程中的差别待遇等。竞争中立规则之滥觞是澳大利亚的国有企业改革,后随着全球国有企业势力日盛一日,竞争中立规则开始被越来越广泛地提及和延展。然而,国际上各主体提出的竞争中立立场却各有不同。仅国有企业界定而言,澳大利亚本国内的主张是以“商业行为”为据,而非所有权,而美国的主张是以所有权和政府影响力为据,甚至提出国有资本占20%以上的就视为国有企业。美国更是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之机,试图将自己的竞争中立立场强加于他人,然而其主张并未完全被该协定采纳。TPP最后的成型文本将界定国有企业的股本比例提高至50%。此外,TPP竞争中立章节,诸如信息披露要求,也很是严苛。竞争中立规则在中国尚处于萌芽状态,分别投射在国企分类改革、自贸区建设、竞争法中。但现实情况是,仅凭竞争法不足以规制国有企业的不正当优势,而需要另行制定配套政策。竞争中立规则虽不知何时才会真正演化为通用的国际规则,但美国版或TPP版的竞争中立规则依旧会对中国产生溢出效应。为了避免未来可能遇到的域外投资和贸易协定谈判的障碍,中国应早早确立自己的竞争中立立场。对此,中国可以通过继续在自贸区内先行试验后再行确认。这种试验包括国企分类改革,制定竞争法之外的政策性制度,逐步形成竞争中立机制等。鉴于实践的不确定性,为避免受制于人,中国还应继续保持推进区域贸易的势头,积极主导贸易协定谈判,以占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