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梳理政治公共领域思想历史逻辑的基础上遵循哈贝马斯事实与规范相结合的独特学术研究方法，采用从规范——事实与规范相融合——事实的顺序阐释了他的政治公共领域思想的规范基础、思想图式及历史镜像。其中建基于主体间性思维之上的交往行为理论为哈贝马斯政治公共领域思想奠定了理性的、语言的及道德的规范基础。当这些具有先验色彩的规范性理论穿透现实政治公共生活时产生了无数的矛盾与争议，这些矛盾与争议决定了政治公共领域概念不断的发生变化并使政治公共领域表现出张力色彩。哈贝马斯主张通过商谈的方式来解决矛盾与争议，以发挥政治公共领域潜在的强大的现实民主功能。他在刻画政治公共领域思想图式的同时也还原了其历史镜像。本文采用了哈贝马斯一贯坚持的批判立场,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批判性的考察他的理论，以马克思公共性思想作为理论视角找出对他的认同与差异，为实现真正理想的政治公共生活提供有益的思考。尽管政治公共领域概念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思想家们对政治公共生活的思考早已有之。古代形而上学思想家在从“多”到“一”、从“特殊”到“普遍”的追问中形成了古典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合一的政治公共领域观念。与对“理念”和“现象”关系的理解相一致，古代人将代表普遍性的城邦视为完美至善而将特殊的个体贬为卑微缺憾。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本性是政治动物”的理解与西塞罗的“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的界定即是对这种政治公共领域观念的最好诠释。随着近代认识论哲学对主体内在想像领域反思意识的增强，更多思想家站在个体本位的立场上重新度量“公”与“私”、“他人”与“自我”之间的距离，他们在承认个体性的前提下探寻着如何使原子式的个人凝聚成社会团结与和谐。洛克与卢梭之间的论争、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传承与扬弃及约翰·密尔与托克维尔关于政治公共领域的矛盾态度是近代政治公共生活观念的典型代表。当过度张扬的个性使主体性哲学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时，许多思想家开始从不同的视阈以不同的方式去超越主性性哲学，意蕴着平等与宽容精神的主体间性是众家汇聚之所，理性的沟通与协商是主体间性思维于政治公共生活的要求。阿伦特对人活动领域的三分模式，罗尔斯、艾克曼的“合法的”政治生活模式及泰勒的“元主题性空间”的政治公共领域都是主体间性思维的反映。面对原子式个人与多样化存在的社会现实，多元主义者对当代政治公共领域是否存在及能否在商谈中达成政治共识提出了挑战，哈贝马斯政治公共领域思想即出场于这一当代视阈下。哈贝马斯先验与经验相融合的独特的学术研究方法注定了其政治公共领域思想是规范论证与事实描述的有机统一。他以建基于主体间性思维之上的交往行为理论作为政治公共领域思想的规范基础。主体间性思维框架内的政治公共生活兼容了多样化存在，主体相互之间通过自由批判与平等对话形成共识，实现社会和谐与团结。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的范式内从理性、语言与道德三个方面为政治公共领域思想奠定规范基础。在交往理性、普遍语用学与道德普遍性支撑的政治公共领域中，理想化的商谈能自动形成共识与团结。然而现代异质社会中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共存的事实偏离了理想化的先验规约，政治公共生活中充满了矛盾与纷争。这些矛盾与纷争使哈贝马斯的政治公共领域概念不断地变迁，呈现为“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与市民社会相等同——世界市民社会”的历史演变过程。事实与规范中的张力使政治公共领域思想表现出“一元”与“多元”的矛盾、平等与不平等的对峙及“公”与“私”的冲突等两面性特征。哈贝马斯对理论的困顿与事实的困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主张通过商谈的方式解决这些矛盾与纷争。为此，他提出了商谈的对话原则与普遍伦理原则，并且为商谈设置了一系列理想化的言谈情境。商谈理论于现实政治公共生活中的应用由建制来保证。建制化商谈与非建制化商谈是哈贝马斯设计的两种商谈形式，建制化商谈有固定的程序与机制，而非建制化商谈为建制化商谈提供议题与权力合法化来源，双轨制民主由此而形成。哈贝马斯的规范与事实相统一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使其在注重理论演绎的同时也关注历史现实，他对人类政治公共生活历史（从古典城邦政治公共领域的发生——代表型公共领域的演变——自由资本主义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晚期资本主义政治公共生活的衰落）的还原同样精彩。哈贝马斯以规范基础、基本图式及历史镜像编织的政治公共领域思想在学界及现实生活中引起了较大反响，思想本身存在的事实与规范、先验与经验及理论与实践等矛盾冲突引发了来自各方的质疑与批判，为此我们必须站在马克思公共性的立场上去评判哈贝马斯这一思想的价值与限度。文章认为哈贝马斯政治公共领域思想的价值在于传承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公共性批判的理论旨趣，突破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分传统而实现了三分突破，由此将马克思社会理论推向前进。与此同时，哈贝马斯以幻化的交往范式取代了马克思的劳动范式，对现实物质力量的忽视注定了他对理想政治公共领域的设计具有乌托邦色彩，而其选择的通达美好政治公共生活的改良手段也异于马克思所主张的革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