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论战发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在中国学术界围绕着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作用、哲学本身能否消灭、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以及认识论、人生观、历史观等一系列哲学问题而展开的哲学论战。论战是由胡适和张东荪挑起的，主要由六条战线构成：即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派之间；叶青与张东荪派之间；马克思主义者与叶青之间；社会各界学者与艾思奇之间；叶青对张东荪哲学体系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 唯物辩证法能否作为真理、方法适用于实践主体的行为，是论战的焦点，而对焦点问题的讨论又是围绕着“纯粹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派学者邓云特、陈伯达、秀侠、弱缨、姜琪等坚决地回击了张东荪、傅统先一派对唯物辩证法的指责和挑战；艾思奇、沈志远等人则系统地分析和批判了叶青的“哲学消灭论”、“心物综合论”。他们反驳了别有用心的文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诬蔑，澄清了被混淆的理论问题，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阵线，为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产生扫清了理论障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这次论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现代哲学之主潮及世界观指导地位的确立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认为，张东荪等“职业哲学家”的“纯粹哲学”、“专业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革命哲学”的较量，实际上也是哲学本身的“超越性”与“时代性”两种存在意义的较量。通过这次哲学论战所体现出来的历史选择，再次证明了哲学“时代性”的重要意义，它证明，只有能够满足历史和时代需要的哲学才能够在这个时代生存和发展。唯物辩证法论战的现实意义在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哲学的“时代性”优于“超越性”，“超越性”不能取代“时代性”。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将由历史的具体任务来规定，中国哲学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决不是“书斋式”的，而是“实践式”的。因此，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这次哲学论战与新世纪中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的发展走向仍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