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中国面临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的“总体性危机”,中国共产党产生于“总体性危机”之中,承担着组织社会的历史使命,在国家与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下基于现实选择做出了全面组织化的改革回应,以快速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整合和社会结构体系的重建。然而,高度组织化、同质化的“总体性社会”缺乏活力,弊端日益显现。在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下,原本在传统单位制整合下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体和组织逐渐获得相对独立和自由,原本由国家垄断和配置的资源逐渐向市场和社会开放,为“两新”组织的发展和新生社会空间的扩张提供了条件。面对单位制逐渐解体后的社会碎片化现象,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再组织,中国共产党在与“两新”组织以及在“两新”组织中从业的职业群体亦即所谓的新生社会空间主体的互动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发生了从传统的基于资源控制的支配型政党向新型的基于资源赋予的赋权型政党的改变。这种自我改变,又成功地带来了新生社会空间的发展,执政党与新生社会空间主体在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了彼此的意志和目标的相互嵌入,建构了一种“双向嵌入”的机制。本文通过对H组织的个案研究,细致地呈现出了一种政党再组织社会的“双向嵌入”机制。H组织是H街道党工委发起成立的一种党办社会组织,它不同于一般的官办社会组织,其生成和运作的基本价值就是要以党的组织体系为轴心实现对新生社会空间的再组织。H组织的生成和运作,展现了党对新生社会空间的“柔性嵌入”策略,具体表现为通过组织活动、购买服务、孵化支持和资源推荐等柔性化的资源赋予方式,将党的意志和目标嵌入到新生社会空间中。这样一种“柔性嵌入”为新生社会空间主体的自主性和活力留下了空间和提供了条件,使得新生社会空间主体可以反向性地嵌入到党的组织体系或者“体制”中寻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H组织的“柔性嵌入”和新生社会空间主体的“反向嵌入”,共同形塑了一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党再组织社会的“双向嵌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