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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我国前列腺癌患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寻找理想的前列腺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标记物,准确判断预后,采取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案显得尤为重要。过氧化物酶增殖激活受体γ(PPAR-γ)抗肿瘤的作用机制多样,有望成为治疗肿瘤的新途径。研究显示,PPAR-γ于胃癌、肝癌、肾癌等恶性肿瘤中呈高表达。前列腺癌早期既有PPAR-γ的表达,随着病程进展,分化程度越低,PPARγ表达越高,越容易检出,从而有可能为临床疗效,病情监测和预后判断提供一个新的指标。通过研究发现,PPAR-γ及其配体对肝癌、肺癌、胰腺癌和胃癌等多种肿瘤组织中都具有抑制增殖、诱导分化和介导凋亡的效应,也提示PPAR-γ可能是前列腺癌一个新的治疗靶点。EGR-1与细胞增生、分化、凋亡以及炎性反应等密切相关。在许多生长因子基因和原癌基因的启动子区域中存在EGR-1蛋白的结合位点的事实,提示EGR-1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EGR-1属于转录调节因子,包括PPAR-γ在内许多基因的启动子都有功能性EGR-1的结合位点。EGR-1能否调控PPAR-γ而协同作为前列腺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标记物,从而成为临床疗效,病情监测和预后判断提供一个新的指标的研究国内外尚未见报道,有待进一步研究。目的通过免疫组化的实验方法检测PPAR-γ及EGR-1在前列腺癌中的表达情况,分析其与前列腺癌分级、分期的关系,观察两者在前列腺癌中表达的相关性。方法实验材料为手术切除且经病理诊断明确的前列腺癌组织石蜡标本44例以及前列腺增生石蜡标本10例。采用标准SP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数据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法在Spss 11.0 for Windows软件上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统计学分析显示,PPAR-γ在前列腺癌与前列腺增生中的差异有显著性(t=7.888,p<0.01);PPAR-γ在A、B、C中(F=88.5380,P<0.01)以及在G1、G2、G3、G4中(F=67.8666,P<0.01)差异有显著性,即分级、分期越高,表达强度越强,但在G3、G4级肿瘤中差异无显著性(P>0.05)。EGR-1在前列腺癌与前列腺增生中的差异无显著性(P>0.05);EGR-1在A、B、C期中(F=84.2366,P<0.01)以及在G1、G2、G3、G4级中(F=65.8024,P<0.01)差异有显著性,即分级、分期越高,表达强度越弱。PPAR-γ与EGR-1之间无相关性(rs=0.253,P>0.05)。结论1、PPAR-γ在前列腺癌细胞中高表达,EGR—1在前列腺增生及前列腺癌中均高表达。2、PPAR-γ在低分化前列腺癌中的表达高于高、中分化前列腺癌的表达。Egr-1在高、中分化前列腺癌的表达水平高于低分化前列腺癌中的表达。3、PPARγ受体激动剂能否成为未来临床前列腺癌治疗的新靶点,尚需进一步研究。4、PPARγ、Egr-1在前列腺癌的表达特异性,可否作为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指标、判断预后的指标,尚需进一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