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深入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各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重塑,引发了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重要领域的深刻变革,显著地改变着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面对公共需求多样化、公共服务精细化、公共问题复杂化和公共治理多元化等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和政府治理的需要,政府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政务服务作为践行“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最后一公里”,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改善政务服务质量和效能,更好地满足公共需求,创造公共价值,不仅是一个管理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推动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既是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迫切需要,又是公共管理创新的新形态和新方向。公共价值理论正从根本上重塑公共管理。公共价值理论产生于“政府失灵”所导致的“公共利益异化”问题和新公共管理所导致的“碎片化”问题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该理论将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公共价值期望与公共部门的使命目标、战略管理、组织形态及交付模式有机联系起来,开辟出一条新的公共管理途径和一种新的回归“价值本位”的公共治理范式。正如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公共价值理论作为一门产生于西方公共管理实践前沿理论也一样具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将公共价值理论基本原理同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环境相结合,推动我国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实践探索和理论建设。本文围绕“一条主线、两个重点”展开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工作,即以“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为主线,着力探究“转型的目标形态”和“转型的过程机理”这两个重点。首先,从基本概念、公共价值理论及其与政务服务耦合分析等方面进行理论溯源,从而奠定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从公共价值视角,探析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瓶颈,进而构建并详细探究了数字化转型的“政务服务共同体”目标形态及其成熟度测度模型,为其后转型过程机理分析奠定理论目标框架和工具支撑。然后,构建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重点从动力作用机制、组织变革与价值共创之间作用机理阐释了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进而应用该理论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务服务生态系统发展阶段、主体互动关系、价值类型演化的内在机理,并对我国60个重要城市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成效进行实测。最后,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成果,结合我国政务服务实践现状,针对性提出“强机制、抓统筹、精服务”的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增进路径。研究发现:一是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形态是“政务服务共同体”,这是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也是传统管理理性回归价值理性的必然。政务服务共同体目标形态是以“人民”主体与“政务服务”客体的价值关系为基础,以“共同体”为价值关系的组织框架,以“价值共创引领——组织变革——数字赋能”为价值关系的实践方式,以“两过程三环节”政务服务公共价值链为价值关系的实现流程,以“人民满意”为价值关系的根本评价标准的有机统一。二是影响政务服务公共价值创造、传递和价值实现的“政府在线服务能力”“政府数据开放”“政府效率”“政府透明度”“营商环境”“公众满意度”等六个关键要素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具有正向性、多元性、层次性和一体化的显著特征,其中,“政府在线服务能力”是联接政务服务公共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两个关键过程的核心要素;“政府在线服务能力”每提升1个单位,对“政府效率”的价值贡献度则直接提升0.482个单位、对“政府数据开放”增加0.478个单位、对“政府透明度”增加0.245个单位、对“营商环境”增加0.275个单位、对“公众满意度”增加0.263个单位。三是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归根结底是政府、社会、市场等各个价值共创主体数字能力提升的过程,也是由“价值共创——组织变革——数字赋能”所构成政务服务公共价值战略三角的博弈过程,创造公共价值是“组织变革”的价值追求,“价值共创”为“组织变革”提供了理念引领和实践方向,“数字赋能”为“组织变革”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工具革新,而“组织变革”也为“价值共创”和“数字赋能”开辟实践空间、提供现实载体,三者相互作用、相互支撑、有机统一于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唯有持续提高政府、社会、市场各个价值共创主体数字能力,才能接近或达到理想中的政务服务共同体目标形态。四是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政务服务共同体成熟度和价值贡献度是可测量的,同一个发展阶段的不同城市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呈现不同成熟度等级;现阶段我国重点城市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呈现“纵向逆层级发展、横向犬牙交错”新发展格局,即地市级城市政务服务共同体成熟度普遍好于副省级城市、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缩小明显;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城市政务服务共同体成熟度较高,地区内重点城市发展比较均衡、差异性小、一体化程度高,具备构建“长三角政务服务共同体”和“珠三角政务服务共同体”的能力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