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柱窟是佛教礼拜窟的一种重要类型,集中分布在西域至中原北方广大区域内,时代跨度近十个世纪,过去对中心柱窟已有部分专门研究,但尚缺少系统性的研究。本文主要从三个部分对中国境内的中心柱窟发展情况做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第一章对中国境内的中心柱窟做了系统的整理,从地域分布上划分为西域和内地,两个区域内又各自做发展阶段的分期。西域区分为四期,4世纪中-5世纪是初创期,克孜尔和森木塞姆石窟中开凿了最早的一批中心柱窟;6-7世纪中是兴盛期,龟兹各窟群中普遍开凿中心柱窟,并进一步扩展到龟兹以东的焉耆和高昌地区;7世纪后-9世纪中是变革期,表现为大乘佛教因素的大量渗入,克孜尔中心柱窟的衰落;9世纪中-13世纪是衰落期,中心柱窟呈现龟兹风、汉风、回鹘风的交融。内地区分三期,5世纪初-6世纪前期,相当于十六国晚期至北魏、西魏,河西地区最先开凿了第一批十六国晚期的中心柱窟,北魏中期云冈、敦煌石窟中心柱窟大兴,从河西至中原,及至辽西、川北各地的石窟群中多有中心柱窟的开凿,中心柱窟形制多样,富于创造性;6世纪中-7世纪初期,相当于北周、北齐至隋,中心柱窟开凿范围和数量明显缩减,形制趋于简化和进一步中国化;7世纪前期-13世纪,相当于唐宋时期,佛殿窟成为汉地主流窟形,中心柱窟仅有零散开凿,集中在敦煌和陕西一带的唐宋洞窟中。第二章关注中心柱窟的形制特征,中心柱窟在印度称作支提窟,以窟内起塔为典型特征,但中国境内的中心柱窟与印度支提窟的显著区别在于窟室内雕凿中心柱而非直接起塔,在西域、河西、中原的流传发展过程中又各自形成不同的样式。克孜尔中心柱窟是西域中心柱窟的典型代表,开创了纵长形券顶窟室与蘑菇型中心柱,中心柱正面开龛像,其余壁面均绘壁画,环绕中心柱的三面低矮甬道构成绕行空间。内地中心柱窟则取消了克孜尔的券顶甬道,普遍采用独立的塔柱结构。由河西地区最先孕育出多层方柱式中心柱窟,四面均开龛像,具有模拟多层方塔的特征,但克孜尔中心柱窟券顶甬道的特征仍有残留。中原地区以云冈石窟和巩县石窟为代表,云冈石窟中心柱模拟多层佛塔的形制更突出,并且出现大量仿木构楼阁建筑构件,汉化趋势明显,对北朝中心柱窟影响深远。巩县中心柱窟则将汉地帐形结构与中心柱相结合,形成帐形方柱式的中心柱,并在北周北齐洞窟中发展到高峰,是中心柱窟完全汉化的形态。第三章对中心柱窟的图像配置与信仰主题进行研究。中心柱窟的开凿与佛教僧徒早期的禅观修行密切相关,窟室内的壁画和塑像是信徒禅定观像的主要对象,中心柱作为佛塔的象征,绕柱右旋完成礼忏供养的程序。在西域和内地,由于佛教信仰的差异,中心柱窟内的图像配置也有明显区别。西域佛教直接源于罽宾佛教,小乘禅修实践影响深远,中心柱窟的图像配置凸显小乘说一切有部“唯礼释迦”的主旨,强调涅槃信仰。内地中心柱窟的兴盛则与十六国北朝大乘禅学思潮直接相关,中心柱窟为信徒提供了观像的主要场所,河西地区偏重涅槃与弥勒信仰,窟室壁画围绕三世十方诸千佛展开。中原地区深受法华信仰影响,释迦多宝并坐、交脚弥勒与释迦佛的组合是主要的图像主题。北朝晚期随着早期禅修思潮的消退,西方净土、华严等大乘义学在北方兴盛,对早期苦修枯坐、观像礼忏的修持法门产生了冲击,中心柱窟已经难以迎合更趋世俗大众的信仰需求,唐宋时期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达到高峰,中心柱窟的原始意义也最终消解殆尽而退出历史舞台。中心柱窟作为早期佛教礼拜窟的一种主要窟形,在佛教艺术的原生地印度和犍陀罗地区的发展都有限,却在中国经历了前后将近十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西域和内地中心柱窟表现出形制结构、信仰主旨以及整体发展脉络等方面的差异。总体来说,西域佛教文化更具原生性和独立性,内地佛教文化则从传入之初就朝着中国化和世俗化的方向发展,中心柱窟的发展就是这一过程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