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品内分工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模式以及全球价值链的分布生态，尤其在制造业及高技术产业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外贸表现可谓引人注目。然而相关的实证研究却发现，发展中国家出口(尤其是高技术产品)的爆炸式增长，不过是一种人为的“统计假象”(StatisticalIllusion)，它掩盖了发展中国家在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中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的低端地位。对此问题，鲜有研究在探索解决“统计假象”问题的基础上，准确测度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而分析推动其升级的主要动力与路径选择。　　 本文基于改进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首先尝试在解决“统计假象”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分析一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框架，以之实证测度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区域差距表现，并以该方法对市场势力估计中“统计假象”扭曲效应的校正进一步验证了其可靠性；其次从内部动力的视角出发，基于国际分工地位的测度方法，尝试构建了一个影响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主要因素的理论框架，并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再次构建了发展中国家借助产业转移阶段高级化、技术吸收能力提升和自我技术研发积累三者的互动，取得本国技术水平的“蛙跳”(Leapfrogging)式进步，进而提高本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的路径选择模型；最后以平湖光机电产业集群和中国高铁技术引进为例，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升级进行典型案例分析。研究表明：　　 (1)“加权的增加值-生产率”指数可比较准确地测度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一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论文第3章基于改进的区分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从单位高技术出口品中包含的国内完全增加值(Domestic Value-Added，DVA)以及该国创造这些增加值的生产效率的角度，构建“加权的增加值-生产率”指数，进行多期跨国比较分析，可在解决“统计假象”的基础上，比较准确地测度一国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其跨期变动状况。该方法弥补了传统测度方法难以解决“统计假象”问题的不足，也为准确理解高技术领域国际分工与贸易的真实经济图景及其理论解释奠定了基础。　　 (2)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快速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论文第4章以“加权的增加值-生产率”进行实证测度，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在25个样本国家和地区中的排名由1995年的第16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10位，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幅超过了国内完全增加值率的降幅。但从该指数的绝对值来看，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传统的出口总额统计法高估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国内各区域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表现有较大差异，东部地区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与“加权的增加值.生产率”的测度相印证的是，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市场势力因“统计假象”问题而被高估，验证了新测度方法的可靠性。　　 (3)影响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关键因素是国内技术进步，而中国的技术进步、资本投入等未能充分发挥促进国际分工地位升级的应有作用。论文第5、6章基于国际分工地位新分析方法，从国内增加值率和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入手，尝试构建了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升级受其国内技术进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影响的机理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提升其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应注重其本国的技术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而非依赖于FDI的溢出效应。中国则应该更加注重国内研发投入的市场化导向、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培育。　　 (4)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快速提升的可行路径是，通过吸收先进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蛙跳”。论文第7章通过建立考虑了产业转移和技术引进的吸收能力，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研发积累的模型，分析表明即使发达国家对产业转移进行限定，发展中国家仍然能够通过技术学习和自主研发来提高发展水平，而且在具备一定发展基础之后，随着学习能力和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可突破发达国家技术限制和垄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5)外资在中国高技术产业“嵌入”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的起步阶段作用非常明显，而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则要有完善的应对策略才能实现。论文第8章对平湖光机电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表明，抓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生产基地向中国转移的机遇，在政府推动下引进外资，本土企业通过为外资企业提供配套，积累起资本、技术及管理经验，进而推动更多本土企业的跟进与创新，带动产业集群成长壮大，是东部地区乃至全中国高技术产业嵌入全球生产链的典型过程；高铁技术引进的案例则表明，中国国内广阔的市场和战略买家的形成，是取得谈判主动权的重要筹码，在引进核心技术基础上的再创新，是推动国内技术水平进步、实现“蛙跳”式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