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中心逐渐向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转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贸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文件中提到,无论是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或是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各个国家都有喜人的成果。在市场表现方面,基础设施市场的扩张趋势较为明显,同时也说明这类市场有较大的盈利以及发展空间。“一带一路”沿线的各个国家与我国的贸易往来十分紧密,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方面,都在贸易总体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他们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助力,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市场各个产业的革新与升级。本文对贸易商品的分类参考第四次修订的国际贸易(SITC Rev.4)的方法,将贸易产品列为10种,选取中国2007年-2017年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整理,并测算G-L指数、MIIT指数、GHM指数这三个产业内贸易指标。根据测算结果,从国家层面、产业层面、与时间趋势等角度分析得以下结果:我国与沿线不同地区的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并非处于均衡状态,各个国家间的差别较大,且整体呈现出低产业内贸易水平,其中东盟地区的国家表现出相对较高的水平;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主要是垂直型的,大多数属于低质量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从贸易的产品种类来看,我国与沿线国家不同产业的产业内贸易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初级产品中发生的产业内贸易相对于制成品来说相对较少,水平较低;从2007年至2017年本国与沿线国家整体的产业内贸易,虽略有起伏,但主旋律是向上态势。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首先采用H-O-R模型,进一步结合图表,研究要素禀赋差异对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随后,使用Flakey&Kierzkowski(1984)的不完全竞争模型,剖析了要素禀赋、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家政策会如何影响垂直产业内贸易;最后,通过对需求偏好理论和国际分工、国际投资理论的阐述,说明了人均收入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在实证分析部分,由于产品性质与数据问题,本文以我国与39个沿线国家在2007-2017为分析对象,将静态产业内贸易指数(IIT)作为因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了市场规模差异、人均收入差异、技术差异、贸易成本、“一带一路”等因素对中国和沿线国家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影响,并分别从国家层面与产业层面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人均收入差异、要素禀赋差异、以地理距离衡量的贸易成本、外商直接投资的提高会降低产业内贸易水平,但人均收入的不同与要素禀赋的不同对其影响力度较小;两国的平均市场规模、市场开放度与虚拟变量“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提出对产业内贸易水平起到正向影响;众多因素的变动均会使得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发生变化,而能够明显影响到初级产品的仅有市场开放度。在最后一章,本文从国家政府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两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一方面国家要从增加教育与人才方面的投入、构建国内外交流平台、建立产业集聚区与政策落实等角度帮助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要从注重研发差异化产品与实施品牌战略两个方面,降低企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产品辨识度,增强企业自身的出口竞争力,提高我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