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国家需要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通过从农业中获取剩余的方式来完成工业化的起飞，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和农业则处于平行发展状态，在工业化完成之后通过对农业的反哺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世界各国对农业的支持情况也有所不同，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对农业的高保护和高支持，而发展中国家则无法对农业进行高额的国内支持，为了建立相对公平的国际农产品贸易体系，农业问题已经成为WTO谈判的重要议题。　　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后，成员国签订了《农业协议》。世界各国都调整了国内支持政策，其中国内支持受到《农业协议》约束的发达国家普遍改变了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结构，不受《农业协议》约束的发展中国家也均提高了农业国内支持。但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发达国家仍然是农业国内支持规模较大的WTO成员国，尽管《农业协议》根据对贸易扭曲的影响将国内支持政策划分为“黄箱”政策、“蓝箱”政策和“绿箱”政策，并规定了“黄箱”政策的削减方案，其中“绿箱”政策和“蓝箱”政策无需承担削减。但国内支持量较大的发达国家通过“箱体转移”的方式均完成了“黄箱”政策的削减，其国内支持总量则持续上升。发达国家农业国内支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本国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环境保护，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扭曲了世界农产品市场价格。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财政实力有限，很难对本国农业提供高额的补贴和支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也就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在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中，如何实质性的削减国内支持，建立公平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世界农产品贸易体系，就成为了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重要议题。　　2004年7月达成的多哈回合农业谈判《框架协议》对新一轮农业谈判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框架协议》提出了对具有贸易扭曲作用的国内支持实施分层削减的方式，对“蓝箱”政策进行了改革，提出了“新蓝箱”政策，并提出对“绿箱”政策的标准进行澄清，以保证其贸易扭曲作用最小化。通过对WTO主要成员国的国内支持政策改革情况分析，能够发现分层削减公式对于实质性的削减具有贸易扭曲作用的国内支持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的具体削减模式下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不尽相同，G20集团的提案削减幅度最大，而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提案则相对削减幅度较小。“新蓝箱”政策改革则完全是被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美国是“新蓝箱”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的反周期支持措施被成功的纳入了“新蓝箱”政策范围之中，美国的国内支持空间也明显增大。欧盟是“蓝箱”政策改革的另外一个主导者，从表面上看5％的“蓝箱”政策封顶水平会对欧盟的“蓝箱”政策产生约束作用，但是欧盟早在2003年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中就已经把“蓝箱”政策转为与生产不挂钩的“绿箱”政策，因此“新蓝箱”政策改革不会对欧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农业协议》对无需削减的“绿箱”政策进行了界定，但是由于“绿箱”政策标准的双重性，在新一轮农业谈判中对“绿箱”政策是否具有贸易扭曲作用争议较大。事实上，“绿箱”政策中的一些具体支持措施可以认为是没有或仅有微小的贸易扭曲作用，但是其中的直接支付措施则具有明显的贸易扭曲作用，能够通过财富效应、累积效应对农民的生产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对国际农产品市场产生影响。正是由于世界各国的国内支持情况不尽相同，在新一轮农业谈判中各成员国的立场和观点也不尽相同，主要谈判方美国、欧盟、凯恩斯集团、G20集团很难达成一致，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也经常陷入停滞的僵局。　　从世界范围内农业国内支持的发展趋势和WTO农业谈判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不会受到《农业协议》的约束，多哈回合关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削减和改革也不会对中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冲击，并且农业发展明显滞后，需要持续增加对农业的支持规模、调整直接结构、提高支持效率。从各种支持措施来看，中国当前并不具备实施“蓝箱”政策的财政实力和实施机制，应重点加强“黄箱”政策和“绿箱”政策的支持规模和支持绩效，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粮食安全、环境保护。　　本文共有七章。第一章整理了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中对农业国内支持措施的各项规定，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对近些年WTO框架下农业国内支持措施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　　第二章对发展经济学中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各种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研究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为下面研究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农业支持政策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第三章对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颁布后世界各国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改革进行了分析，主要研究对象是美国、欧盟、日本、巴西、印度等WTO农业谈判的主要成员国，分析各成员国的农业国内支持发展趋势，并按照“黄箱”政策、“蓝箱”政策、“绿箱”政策的框架对农业国内支持进行了整理。在分析世界各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调整的基础上，分析了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有效性，认为尽管《农业协议》的目标是削减发达国家具有贸易扭曲作用的农业国内支持，但是由于《农业协议》提供了不需要承担削减的“绿箱”政策和“蓝箱”政策，发达国家普遍通过“箱体转移”的方式完成了既定的削减承诺，但农业国内支持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降低。而发展中国家尽管受《农业协议》的约束不大，但由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仍然无法对农业实施大规模的补贴和支持，因此《农业协议》中的很多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　　第四章对多哈回合农业谈判进行了回顾，尽管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仍然处于磋商阶段，但2004年各成员国达成的《框架协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接下来的谈判要在《框架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本文按照《框架协议》中对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改革的规定，对《框架协议》进行了评价，主要针对OTDS分层削减公式、“蓝箱”政策改革、“绿箱”政策的贸易扭曲作用三个方面。认为OTDS分层削减对于实质性的削减发达国家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要制定合理削减模式和削减水平;“蓝箱”政策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尽管欧盟一直是“蓝箱”政策使用量最大的成员国，但通过2003年共同农业政策改革，欧盟的“蓝箱”政策不会受“蓝箱”封顶水平的制约;“绿箱”政策中的不挂钩收入支持措施具有贸易扭曲作用，并且由于具体设计支持措施的方案不同，美国和欧盟的“绿箱”政策均具有较大的贸易扭曲作用，需要在新一轮农业谈判中予以澄清和审议。　　第五章在对多哈回合《框架协议》评价和分析的基础上，对多哈回合农业谈判进行了展望，并根据各个成员国的提案以及当前主要争论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在新一轮农业谈判中应当关注的主要问题。　　第六章在WTO框架下对中国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绩效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的“黄箱”政策和“绿箱”政策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改革。　　第七章提出了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调整与改革的政策建议，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实施“蓝箱”政策的条件，当前应主要完善“黄箱”政策和“绿箱”政策中的各项支持措施，逐步提高“黄箱”政策和“绿箱”政策的支持总量，完善农业国内支持体制。“蓝箱”政策改革可以为中国日后调整农业国内支持提供参考，在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规模较大的时候，可以采用“蓝箱”政策或“绿箱”政策中的各项直接支付，改革支持结构和支持目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