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转型开始的重要时期。与这个大趋势相适应,荆州地区内部政治经济结构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改变。通过考察荆州在唐代行政建制的升降、辖区的伸缩以及历代地方官员的任职情况可以发现,从总体上来讲唐代中期以后荆州的政治地位高于前期。自从唐政府在全国的统治稳定下来,便不再关注荆州。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租赋的转运不得不取道荆州,为了保证漕运畅通,才对荆州予以一定照抚。这与前代重军事的情形不同。也就是说,政治军事层面对刺州发展造成的影响在唐代有所减弱。而荆州经济的发展,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商业的繁荣尤其是转运贸易的兴盛。但荆州农业、手工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并不足以支撑这样的商业繁荣,促成这种特别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安史之乱后南北交通主干线被迫改变,荆州成为商旅交通的重要中转站。因此,荆州经济在唐代后期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发展的动力是短暂的、不稳定的。这也是荆州的经济发展虽然能够在唐中后期取代其军事战略地位成为主要的城市标签,却不能够在整体上提高荆州城市身价的主要原因。综合看来,荆州在唐代中后期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上升都主要是因为外界政治因素的改变,受了所处地理位置的惠泽。而政治和经济双方内部之间的联系则比较薄弱,既没有能够互相促进,也没有把握住交通优势带来的发展契机,从而导致荆州虽然是长江中游的最大都会,却一直没有能够取得相对于周边城市的绝对优势。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唐朝时期也没有能够形成统一的核心区,进步拉大了与下游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