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柳宗元疑今本《列子》“多增窜非其实”以来,历代不少学者对其真伪提出了各种观点和看法。杨伯峻、季羡林等学者找到许多很有说服力的证据,确定今本《列子》存在大量汉魏以后的内容,非刘向所校定的古《列子》。本文以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本前提,不将辨别真伪作为研究中心,而是着重探讨为多数学者所忽略的今本《列子》的思想文化价值。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今本《列子》虽然保存了若干古《列子》的残篇,但是大部分内容为后人所增益。多数学者认为《列子》成书于两晋,本文分析了《列子》与《庄子》、《淮南子》、《老子指归》等书的理论继承关系以及《列子》在名实、本末问题上体现出来的哲学思维水平,考察了与《列子》有密切关系的山阳王家的相关情况,认为今本《列子》非成书于一人一时,其主体部分成于汉魏之际,作者为山阳王家子弟；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内容成书于西晋,难以断言作者为何人,但是由于《列子》的流传一直没有出王家,作者应该与王家有密切的关系。《杨朱篇》放逸享乐的人生态度绝非先秦杨朱的思想,而是第二位作者对杨朱后学詹何和子华子任心所欲、视治身重于治国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挥。第二章讨论的是《列子》的天道观。《列子》先把不生不化的“道”独立于具体的生者、化者即万事万物之上,使之成为没有任何规定的抽象本体,把宇宙二分为道的世界和物的世界。然后吸收两汉元气论,把魏晋玄学不讲的“气”引入物的世界,将其演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太易、太初、太始、太素。这个理论上的转化使《列子》的本体之“道”染上了浓厚的生成论色彩。《列子》进而提出道“自生自化”出万物的思想,但是它的重点在于道如何生化万物,而不是万物生于“无”,属于两汉哲学形态,而非魏晋玄学。《列子》的“道”是超越所有规定的最高本体,体现出从两汉宇宙生成论向玄学贵无论过渡的趋势。第三章研究《列子》的梦觉观。梦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哲学方面,而且还涉及到医学和心理学方面。《列子》以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精神探讨了梦的内涵,对于梦的本质、梦的特征、梦与觉的区别、梦产生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努力使自己的观点与两汉流行的梦魂观区别开来。《列子》使用了“神游”、“感变”、“神遇”、“形接”等中国哲学特有的概念来解释梦的成因和奇幻性,对于发展中国古代梦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列子》还把汉魏之际的本末问题引入梦觉观,以“道”为本,万物和其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依“道”而变化莫测,则为末。故梦中所见不一定为虚,觉时所闻不一定为实。是梦是觉,是真是幻,无须太过执着。进而主张以“忘”来舍弃是非利害、存亡得失之念,以虚静之心体悟大道,实现精神的独立和超脱。第四章研究《列子》的人生观。本章包括三大内容：一是《列子》对人生的看法和态度,二是《列子》对死亡问题的哲学思考,三是《列子》对“力命之论”的看法。从全书来看,《列子》的人生观具有二重性的特点。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天瑞篇》把生命看做大道流行的过程,《力命篇》自然而然又不得不然之“命”没有任何神秘性,只是大道流行的自然表现,故主张以虚静无为之心体悟大道,享受生命的快乐；《杨朱篇》视人生为一苦多乐少的痛苦过程,进而主张把握当下,尽情享乐。在对待死亡这个终极问题的态度上,《列子》全书自始至终都认为,死是无法避免的,不以死为恶、为恐惧。不过在《天瑞篇》,作者对于“死”表现出强烈的道德意识,即使同为“死”,“君子息焉,小人伏焉”而《杨朱篇》则主张“齐死”：尧舜也好,桀纣也罢,死后都为腐骨,没有任何区别。贤德或凶暴的名声,在死亡面前没有任何意义。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汲汲然地追求虚名,而应当抓住现有的好时光尽情享乐。这种态度看上去极放纵,骨子里却是极悲观的。《杨朱篇》与其余诸篇人生观之矛盾处,可印证前面提到的《列子》成书二阶段说。《列子》的“力命之论”受到《庄子》、《墨子》《淮南子》和王充的影响。虽然“命”是一种超然于物外的抽象的必然性,能决定人的存亡祸福,但是作者并没有完全排斥人力的作用。“愚公移山”的故事、《仲尼篇》对绝对无为的批判、《力命篇》对德厚命薄和命厚德薄两种人生境遇的评价,都说明《列子》是主张安“命”而不废“力”的。而这种力命观,也符合汉魏之际豪杰并起,必须强健有为才能成功的历史背景。第五章研究《列子》的政治思想。《列子》政治思想的特色是它设想的无君无臣的理想国。《列子》作者有感于汉末以来经学之弊端,以道家“自然”、“虚静”、“无为”为理论基础,借鉴了《庄子》的藐姑射山、至德之世和建德之国,构建了自己的理想国,如“人无夭恶,物无疵厉”的列姑射山,国无师长、民无嗜欲的华胥国以及没有君臣、没有衰老哀苦的终北国,表达出消除君臣之道,依据本性自由生活的道家政治理想。然而现实中,经学虽然因其荒诞的神学思想和繁琐的注经方式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儒家的仁义礼智在士人心目中依然是崇高的、不可替代的。由于《列子》的作者没能象何晏和王弼那样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来论证名教的合理性,所以他只是简单地把儒家的仁义、忠信和道家的自然、无为罗列在一起,希望能用“道”和“虚静”来约束君主,通过设计一系列温和统治人民的理论和方法,以实现清明之治。这种以道统儒的倾向使得《列子》的政治思想显得零乱,而这正是正始玄学以道释儒的理论先声。结语部分对今本《列子》的成书情况和思想价值进行总结。作为保留了古《列子》残篇的汉魏之际的诸子著作,《列子》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驳杂的特点。其驳杂之原因有三：第一,古《列子》的思想不能完全消融在今本《列子》之中；第二,今本《列子》还有一小部分内容成书于两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汉魏之际介于经学的衰败和玄学兴起的中问,在新的哲学形态完全建立之前,必有一个理论探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旧思想不断碰撞。作为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一个过渡环节,《列子》的哲学体系诚然不尽如人意,但是它表现出从经学到玄学的转变过程。今天我们回顾并研究《列子》这部特殊的典籍,仍然为其表现出来的觉醒意识和力图超越现实困境的艰辛探索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