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际间资本流动频繁,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一系列政策吸引FDI流入。根据联合国贸发会2019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额为1.3万亿美元,同比下降13%,连续第三年出现下滑。具体来看,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总额减少27%,降至2004年以来最低;而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呈小幅增长态势,增幅为2%。发展中国家FDI占全球的比重从2017年的47%上升至54%,创下历史新高。大量实证研究证据阐释了 FDI溢出方向及溢出渠道(Gorg和Greenaway,2004;Lipsey 和 Sjoholm,2005;Smeets,2008;Havranek 和 Irsova,2011)。总体而言,针对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表明理论上存在的溢出效应并不会因为某个国家起初就有能力吸引FDI而自动发生。由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导致矛盾性结果的各种因素。由于FDI溢出效应是由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双方共同决定的,故溢出方特征和吸收方特征因素能够影响FDI溢出。具体来看,外资行为能够通过强化或抑制示范、竞争和联系效应等多重机制的发挥影响FDI溢出。企业吸收能力是FDI溢出的重要影响因素,只有具备一定吸收能力的企业才能从FDI溢出中获益。东道国特征能够通过影响FDI溢出潜力和本国吸收能力影响FDI溢出。鉴于此,本文以中等收入国家2012年制造业内资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外资行为、企业吸收能力和东道国特征视角研究了 FDI溢出对东道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具体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该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和存在的不足。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从FDI溢出机制、FDI溢出渠道和影响FDI溢出的因素三个方面梳理了现有文献,并进行了文献评述,总结了现有文献的不足。第三部分为FDI溢出对东道国制造业生产率影响的理论分析。从资源基础观、子公司特定优势论和企业异质性理论三方面阐述了 FDI溢出的相关理论,并分析了外资行为、企业吸收能力及东道国特征对FDI溢出的影响,奠定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为FDI溢出促进东道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特征事实。首先从投资规模、行业分布和结构特征等方面描述并分析了中等收入国家引资情况;然后比较分析了中等收入国家内外资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发展现状;最后阐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概况。第五部分为实证分析。以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提供的2012年47个中等收入国家7208家制造业内资企业为研究对象,使用Ⅳ-2SLS估计方法检验了外资行为、企业吸收能力和东道国特征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进一步按外资所有权结构和企业生产率水平划分样本,研究了不同样本下以上三种因素对FDI溢出影响的异同。第六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总结全文结论,并针对中等收入国家如何最大化FDI正向溢出效应提出了政策建议。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主要在研究对象、调节因素选取、研究内容及内生性处理四个方面进行创新。第一,使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提供的2012年中等收入国家企业层面数据研究中等收入国家FDI溢出效应,所得结论更具普遍性。第二,引入外资行为、吸收能力以及东道国特征三类因素,针对每类因素分别采用四个及四个以上变量进行衡量,补充了现有关于影响FDI溢出因素的文献,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第三,在总体回归的基础上,根据外资所有权结构将外资分为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检验了外资行为、企业吸收能力和东道国特征对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溢出影响的异同。此外,还根据内资企业生产率高低将内资企业分为低生产率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比较检验了三种因素如何影响FDI对低生产率和高生产率企业的溢出效应,丰富了研究内容。第四,选取行业平均清关天数和行业内外资企业数作为FDI溢出的工具变量,使用IV-2SLS估计方法解决FDI溢出与国内企业生产率之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这也是本文最大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