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资产证券化理想模型,SPV从“前端”发起人/原始权益人(合称“融资方”)处购买基础资产,使基础资产与各参与主体的破产风险隔离,形成破产隔离功能。SPV以基础资产为支持向“后端”市场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形成发行功能。SPV作为缔约主体分别与各专业服务机构缔约,“居中协调”各专业服务机构的工作,形成缔约中心功能。破产隔离功能、发行功能和缔约中心功能构成资产证券化SPV的三大功能。在破产隔离功能方面,美国资产证券化构建于信托法律关系基础上,是从三个角度入手:与受托人破产隔离、与发起人破产隔离、与SPV自身破产隔离。我国资产证券化按监管主体和监管市场分为信贷资产证券化、企业资产证券化、资产支持票据和保险资产证券化四类,均是构建于信托法律关系基础上。“信托财产独立性“可以使作为信托财产的基础资产独立于各参与主体。但是,问题在于,由于各种原因,基础资产无法成为信托财产,例如:美国资产证券化的运作逻辑均是先购买资产再发行证券,而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由于套用资产管理的运作逻辑(先发行证券再购买资产),导致成为信托财产的是募集资金,而不是基础资产,基础资产无法成为信托财产。再如:美国资产证券化中的发起人均未作为SPV,而我国资产支持票据允许发起人作为SPV。当发起人作为SPV时,基础资产仍在发起人体系内,发起人并未将基础资产有效委托给受托人,基础资产并未成为信托财产。美国确保真实出售的目的也在于防止基础资产被认定为发起人财产,从而确保基础资产成为信托财产,我国缺乏真实出售的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直接引入会过于生硬,但可借鉴真实出售的相关参考因素(如发起人对基础资产损失风险的转让程度,发起人对基础资产剩余利益的留存程度,发起人对已转让资产的控制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设置发起人将基础资产有效委托给SPV的相关标准,使得相关委托满足相应标准,确保发起人委托有效,确保基础资产成为信托财产。对于发行功能,美国资产证券化的发行人均由SPV担任,资产证券化项目和发行人——对应。我国资产证券化发行人由受托人担任,但资产支持票据在规则层面除外(发行人由SPV担任)。在发行人由受托人担任的情况下,一个受托人可能对应多个资产证券化项目。发行人所发行的证券通常代表证券持有人对发行人可行使某种权利。我国资产支持证券代表持有人对SPV享有的权益份额,而不是对受托人享有的权益份额,SPV作为发行人比受托人作为发行人更为适当。对于缔约中心功能,缔约中心具备法律主体性是实现缔约中心功能的基本前提,作为签约中心是某载体实现缔约中心功能的具体体现。在美国资产证券化中,当SPV为制定法商业信托时,SPV是法律主体,SPV是资产证券化相关交易文件的签约中心;当SPV为普通法商业信托时,SPV不是法律主体,无法独立签约,受托人作为资产证券化相关交易文件的签约中心。我国资产证券化SPV的法律主体性存在缺失与模糊。在此情况下,受托人作为签约中心,但资产支持票据规则层面除外(签约中心可由SPV担任)。我国目前做法是受托人委托其他专业服务机构提供专业服务,那么假如任一专业服务机构发生违约事件,受托人作为委托人是责任承担者(证券持有人请求受托人担责,受托人再向相关专业服务机构追偿),但是受托人不可能动用自身资产对相关违约事件担责,让SPV作为签约中心委托其他专业服务机构提供专业服务更为恰当。“SPV作为签约中心”的前提是SPV是具备法律人格的主体,因此应赋予我国资产证券化SPV法律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