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进步与资讯的发达为我们打开了探索医学新知的视窗，人体药物试验也渐趋为世人所知悉且备受瞩目。试药行为风险横溢、损害多发、纠纷频仍，鉴于其异于治疗行为且相关法规付之阙如，法学界对该类纠纷的归责原则问题莫衷一是。本于法院负担、保险配置等外部因素和试药行为的社会价值、受试者自甘冒险等内部因素之综合思量，人体药物试验纠纷宜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其过错可划分为科学、伦理和组织过错三种类型，并适用迥异的认定标准与证明方法。就科学过错而言，考虑到知识的专属性与证据的偏在性，应采用合理研究者的认定标准和证明责任缓和的证明方法。就伦理过错而言，鉴于该行为饱含风险与证明消极事实存有困难，宜选择具体受试者的认定标准与证明责任倒置的证明方法。就组织过错而言，因为其已脱离艰深的医学知识之藩篱，所以择取一般合理人的认定标准与普通的证明方法始属妥当。过错因素的考量，对受试者权益与申办者、研究者行为自由的界线为合理之刻画，且兼顾了全体患者及社会之法益。而在具体操作中选取不同的认定标准与证明方法，对弱势的受试者为妥善之保护，以利于法律公平正义价值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