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逐渐形成的中书门下体制,至唐末仅具有政务执行的意义,而宰相也仅能扮演政务执行者的角色。梁氏代唐,并没有改变这一状态,在选任宰相上依旧延续着唐末注重士族、翰林、进士第的标准。进入后唐,自河东河北军事集团实现“匡复唐室”的政治愿望立鼎中原后,中枢体制“藩镇化”明显,具体表现为蜕化自藩镇中门使的枢密使的权重,兼枢密者方有相权开始成为常态,从而开始了宰相事权虚化的阶段。当中虽曾出现后晋高祖废除枢密院的反复,却因为宰相的安于现状,错失了恢复宰相事权的良机。直到郭威以枢密使夺位建立后周后,开始着手削弱枢密使。由是,宰相的事权得到恢复与提升,却不幸坐实了其政务执行的定位。随着北宋建立以及后周三相退出中书门下的舞台,赵普的独相,并没有改变太祖末期宰相有例依例、无例请示的行政方式。直到太宗对中书事权进行了重新厘定,宰相的事权也因之得以初步定型,并一直保持到元丰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