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显著特征是发展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劳动力自由流动自然就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首要内容，因而迫切需要从宏观制度安排的理论视角，对劳动力自由流动展开研究。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人力资源主体在没有外在强制的制度框架下，依据个人内生的发展偏好而自由选择和自由发展的机会搜寻过程。现有人力资源研究的显著缺陷，就是仅仅局限于微观静态界面的技术分析，更没有劳动力自主产权、自由选择和自由流动的关键内容。劳动力自主产权是人力资源自由流动和自由选择的微观行为基础，劳动力自主产权实现需要宏观制度安排所赋予的主体自由，自由是指摆脱外在强制和制度奴役从而能够按照主体意志而行动的一种发展状态，现代自由观因此而认为发展就是主体自由的社会扩展。劳动力主体自由流动需要具有完整的权能结构，其产权实现是一个延展递进的自由链。劳动力市场既是劳动力自主产权实现和自由流动的重要保障，保障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宏观制度安排创新有赖于加快政府的现代化转型，从而使制度具有促进发展的完整效能。发展需要流动，流动是发展的根本路径；流动需要自由，自由是流动的关键支撑；自由需要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自由的政府承诺。以自由促进流动并以流动促进发展，这是现代化演进的基本规律，也是文明演进变迁的基本动力传递系统。现代市场经济所提供的主体偏好显示和自由选择机制远比经济效率而具有更大的发展价值。发展质态优化既不能零劳动力流动，也不能全劳动力流动，流动效率最大化的劳动力流动数量，就是中国最需要的适度劳动力流动规模，适度劳动力流动规模=现有显型失业人口+城乡隐型失业人口+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一新吸纳就业人口。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模式和主导取向是城市化流动，城市化的核心要义是农民市民化进程，农民工进城符合社会和谐发展的公平正义原则。破解中国“三农”困境的惟一创新路径只能是城市化发展战略，在城市化的城乡良性互动中能够真正实现城乡“双赢”。市场经济中的失业既具有必然性更具有合理性，市场调节总是必然地过滤出一定规模的低质量劳动力作为失业人口，使劳动力市场总是具有供大于求的整体特征。如果劳动力产权个人自主和真实完整，宏观制度安排能够自由选择和机会均等，劳动力就必定由低收益领域向高收益领域自由流动，劳动力流动规律对所有国家发展都具有极高的普适性。任何一个民本主义的社会发展框架，都会充分肯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权利，并赋予劳动力以平等的流动性发展机会，劳动力自由流动本身就意味着发展机会搜寻和发展质量提升，从而构成人口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创新变迁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