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草原生态补偿制度调整区域间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关系,有利于推动牧区生态文明建设,平衡生态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同时也能有效缓解京津冀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区域共同发展。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了生态正义理论、经济外部性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草原作为生态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其开发与利用过程中会产生经济外部性,破坏生态正义。构建生态补偿制度,由政府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作出调整,是消除经济外部性的有效手段,同时也符合生态正义理论对于平衡生态环境权利与义务的要求。草原生态补偿制度的主体分为承担补偿责任的主体和接受补偿的主体,理论上生态补偿的主体范围应当根据“受益者补偿”的原则来确定;实践中承担补偿责任的主体则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目前京津冀草原生态补偿制度中存在着补偿主体单一、受偿主体不够具体等问题,应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企业、公民等社会主体在生态补偿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将受偿主体具体化,注重在微观层面对受偿主体的直接补偿。生态补偿可以采取资金补偿、项目补偿、智力补偿等多种方式。其中,资金补偿的应用最为广泛,是当前京津冀草原生态补偿中采取的主要方式。资金补偿虽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当前补偿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由此不免导致补偿不足的情况,致使生态补偿缺乏激励性。另外,单一的补偿方式也并不利于受偿地区的长久发展,难以形成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应拓宽补偿资金的来源,同时综合运用各种补偿方式,增强受偿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补偿标准的制定是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难点,需要综合考量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成本等诸多因素。在计算时可采用机会成本法等较为广泛接受的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方式。当前京津冀草原生态补偿中存在的补偿标准确定困难、补偿标准偏低以及标准的设计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等问题,应建立和完善草原生态服务系统定价机制以及补偿标准的协商机制,以碳达峰和碳中和为约束,对补偿标准实行动态化、差异化的调整,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实施草原生态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