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是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已有国内外文献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曲线在2010年后走势疲软,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过多的物质资本进入到政府主导部门导致许多企业存在融资约束问题。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金融发展水平不高等背景,融资约束造成了企业间严重的资本错配,引起了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的损失。因此,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经济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的核心要素。论文基于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融资约束、资本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特征事实,归纳出“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科学问题,再根据生产要素和资本结构理论,利用投资—现金流的ADL（2,2）模型、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测度模型和全要素生产率损失模型,实证研究制造业上市公司融资约束、资本错配对TFP损失的影响,并利用敏感性分析,探究降低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对策建议。本文对于促进制造业企业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优化资本配置具有积极的实践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具体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论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主流的融资约束测度指标有投资—现金流敏感性、KZ指数、WW指数、SA指数。其中,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相较于后几种组合企业财务变量得到的指数,不仅能更生动地说明金融因素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影响,还能很好地解释宏观经济波动中的“小冲击、大波动”现象。然而,部分学者提出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在衡量企业融资约束时会存在样本选择、托宾Q的计量误差等问题。面对这些质疑,本文通过对样本的合理分割、避免使用可能被误测的托宾Q等一系列设计进行一一解决。除此之外,本文总结已有文献后还发现鲜有文献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和资本错配直接联系起来。鉴于此,本文通过提供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异质性与资本边际产出价值（Marginal-Revenue-Product-of-Capital,以下简称MRPK）的分散性联系起来,计算样本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所隐含的TFP总损失。本文还发现在计算TFP损失时,许多学者忽略了时间效应对企业资本成本的影响。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两市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计算样本期内每个年份的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并利用估计得到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系数衡量样本的受融资约束情况。然后依据影响企业外部融资成本的因素将样本进行分类,分别估计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最后基于不同子样本的受融资约束表现以及MRPK的均值差异分析结果,将子样本归为有融资约束和无融资约束两组计算TFP损失,并利用结果分析制造业企业资本错配的影响因素。本文得到的结论如下:（1）我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活动普遍依赖于内部资金情况。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越大则存在的融资约束问题越严重;（2）利用影响企业外部融资成本的因素对总样本分类,再分别进行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检验后得到:大型企业、成熟企业、国有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要低于小型企业、年轻企业和非国有企业;（3）有融资约束组（小型企业、年轻企业、非国有企业）和无融资约束组（大型企业、成熟企业、国有企业）间存在严重的资本错配情况;（4）整个样本期内,我国制造业企业由于规模差异、年龄差异和企业性质差异造成的融资约束分别导致了6.98%、7.51%、6.10%的TFP损失;2015年以后,各因素引起的TFP损失都有所上升;除了2009、2015和2016这三年以外,企业年龄因素引起的TFP损失都略高于其他两个因素;2013年和2014年因企业性质因素引起的TFP损失仅有3.88%和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