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国门打开西学东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个体”这个概念一直在冲击着我们这个没有“个体”的东方社会，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一短时期内掩蔽了“个体”。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而来的现代化，又将个体化这一个现代性议题重新带到了公众的面前。　　改革开放30多年，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在不断的迈向现代化，生活于其中的人，也不可避免的经历着现代化，而现代性反应在个人生活中，突出的表现就是人的“个体化”。个体化可以界定为个体从传统的社会形式中抽离后，通过反身性的实践，再嵌入于一个现代性的制度体系与社会关系的过程。这种过程不同于利己主义与自由主义纯粹的抽离于传统后仅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体主义有别于自由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强调个体从传统中抽离后还必须再嵌入于有别于传统形式的新的现代性社会。这种“个体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社会中的个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却发现了现代性的后果，或者说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凸显在了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并受到社会的关注；公共生活中渐渐显现的“政治冷漠”、家庭中的“逆家长权威”以及“单位制”解体后职工对于企业的责任与承诺也开始解体，“一言不合就跳槽”、“组织认同感缺失”等看似不相关联的社会现象，其实都有个体化过程作为根源性的因素存在。事实上，这是东西方世界对于人的基本假设的差异导致的张力。所以处理好个体化的后果，并不只是一个现实意义上解决局部社会问题的议题，更是一个从理论意义到现实意义上关乎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转型方向的根本性问题。而正确理解个体化对中国乃至世界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前提是我们都需要首先在中国人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诸多领域考察个体的处境，然后再用适当的理论工具分析中国的情况。所以探索个体化在中国社会目前的面貌看来是解决其他个体化问题的必要工作。　　过去的个体化研究多着眼于农村，城市中市民的个体化被忽视，然而根据个体化研究可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是个体化表现较突出的群体。本研究确定了都市白领女性这一个群体作为我们了解中国人个体化类型的出发点，并将研究的范围缩小到了重庆市市区。研究方法运用“Q方法论”（Q Methodology）。在对有关个体化的33个文献进行文本分析后，提炼出345个代表不同个体化观点的句子作为Q方法论的论汇，并对论汇进行分类整理与筛选后，形成由45个Q语句组成的Q样本。利用Q样本，访谈30位在重庆市都会区从事不同行业与专业领域以及处于不同职业阶层的都市白领女性，并同时请受访者对45个Q语句进行排列，得到30个Q排列。运用Q方法论的专用统计软件QPMethod进行数据录入与因子分析，在对30个Q排列进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factor analysis）后，我们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对萃取的8个类别进行了最大变异转轴（Varimax rotation），最后通过对因子负荷的分析选出了七个类别，并结合访谈资料来诠释重庆市都市白领女性的个体化类型。　　通过对这七种类型进行文本分析，本研究发现重庆市都市白领女性在这个个体化的发展轴线上的位置表现为家庭领域相对的留守着更多的传统价值核心，职场上的个体化表现为对部分传统的认可与对部分现代性的追逐，而公共领域的个体化更加成效显著，个体不仅大范围的反对传统，也积极抽离于传统，并设法将自身再嵌入于个体化社会。事实上，都市白领女性虽然在家庭、事业与公共生活中承受着巨大的张力，并被传统与现代相互撕扯，但是她们还是秉持则既保持传统又积极融入现代的想法，她们相信与家人沟通、取得家人的理解，并把自己的事业与家庭完全划开是实现既“为己而生”由兼顾公共福祉的关键，而事实上从个体化理论的角度来看，要设法达到既能满足个人需求又能保障集体权益的平衡态，不仅需要保障个人自由还得关注社会整合，而本研究的观察认为制度性的建设固然重要，但是以“共同性信念安顿个人心灵”以及达到个人与社会、私领与公领的沟通与平衡，才能创造一个既有“个体”又有“集体”，“个体”与“集体”相互尊重的和谐的“家庭·组织·公共生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