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的（Life-centered）思维方式。中国哲学是以和谐为中心的(Reconciliation-centered)思维方式。中国哲学是以自觉为中心的(Self-Awareness-centered)思维方式。以上 3 个方面虽其各自的内涵不同，但是它们意义是同一的。其一、生命（Life）是在人类生存过程中最基本的价值、必不可缺少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这也是最受威胁的，如战争、民族冲突、产业化社会的环境污染等。其二、和谐(Reconciliation)也是在人类生存过程中的重要价值。这也是和生命价值相关的价值，也是现代世界所必需的价值。最后，自觉(Self-Awareness)也是现代人类必需的价值，它是人对自己的可能性或潜力的确信。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通过自觉和修养工夫能成为“圣人”（按儒家的说法）、“佛陀”（按佛家的说法）“天主之子女”(按基督教的说法)。从以上三个角度来看，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的问题也是能解决的。每当把传统与现代看成是对立的时候，两者成为一个克服的对象。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传统与现代是通过时间，如同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连接的。换句话说，传统与现代化是需要相互整合（integration）的。所以两者不仅仅是不能分开的也是不能相互克服的，而且是要通过吸释而后再做解释（re-interpretation）。 在本文中，我们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试图比较朱熹与退溪之理气性情论。且考察从这种比较中产生的退溪哲学的独特性和它的现代性意义。本文大体上由三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 朱熹的理气性情论及渊源。本部分集中考察了从先秦经秦汉、隋唐到宋代的理气性情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朱熹的理气性情观。 朱熹的理气性情论是在从孔孟等先秦时期到在北宋五子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的理气关系的观点，主要有：从本体论来看：①“理气不相杂”。指的是在本体世界上不能混淆的，“理”是“理”，“气”是“气”，“理”与“气”各有自己的本质规定。②“理先气后”。指的是从逻辑上理与气有先后。这就是说，理具有纯粹性和绝对性。从现象上看：③“理 54<WP=59>气不相离”。指的是理作为形而上者与气作为形而下者不能分开。④“理气无先后”。指的是在现象上看，没有理气之间先后。朱熹的性情论是正统儒家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即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性本善的观念，同时，他又增加了对人类如何认识非伦理道德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发生、如何解决的问题的回答。朱熹的性情论，集中表现在他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心统性情”等思想中。第二部分 退溪的理气性情论及渊源。本部分通过对朱子学在朝鲜传播的历史考察，集中论述了李退溪的理气性情观。退溪哲学前的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大体上经历了 14 世纪的初传时期、高丽朝末期、李朝初期和李朝中期等阶段。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初传时期的安珦、白颐正、李齐贤；高丽朝末期的李穑、郑梦周；李朝初期的郑道传、权近；李朝中期的金时习、徐敬德、赵光祖、李彦迪等。退溪的理气性情论在继承朱子学的基础上，对朱子学又有所改造，有所纠正，这集中表现在关于“理”有无动静的看法上。同时，中国哲学中的性情关系问题特别是人性善恶问题，在朝鲜哲学中展开为“四七之辩”，本文对退溪的“四七”观作了重点介绍。第三部分 朱熹与退溪之理气性情论比较。本部分分别对朱熹与退溪的理气观和性情观作了比较研究，在这种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集中考察了退溪哲学的独特性。本文认为，退溪哲学相对于朱熹哲学的独特性可从理为主宰说、理能动静说、体静用动说等几个方面加以考察。从退溪哲学对朱子学的继承与改造的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几个观点：第一、理能动静观；第二、理动气生、气动理显的理气统一观；第三、理兼体用观。退溪所提出的“理能动静”、“理动气生、气动理显”、“理兼体用”是在逻辑上互相连接性的、连续性的，而不能互相分开的。通过这三个观点，退溪试图解决朱熹哲学中存在的理的能动性问题，因为，在朱熹哲学中，“理”是缺乏能动性的。退溪认为，他对理气体用关系的分析，是他“得新意，长新格”的结果，因而他“深以为幸”。的确，从形式上讲，退溪的新见解达到了预期的目 55<WP=60>的，为理学的前进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同时也应当看到，由于太极既有体有用，自身能动静，因而太极作为理就有了更大的独立性的实体意义。于是，在理气、性情等重大问题的阐释上，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使他在理学与心学的争论中又有心学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