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创新是在愈发严苛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组织合法性是联结企业和制度环境的重要纽带。然而,针对合法性的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却大相径庭,既有企业进行实实在在的绿色创新,也有企业进行徒有其表的绿色创新。当前,学界对绿色创新的研究仍旧着眼于它的动因,鲜有文献从制度理论角度去研究绿色创新行为差异给企业合法性获取所带来的后果。本文从合法性的评价主体出发,将合法性分为代表公众认知视角的媒体合法性,和经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投资者合法性。拟从制度理论中合法性的视角,本研究主要探究如下两个问题:（1）企业的绿色创新差异对合法性（媒体合法性/投资者合法性）获取的影响;（2）制度环境中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差异和合法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2011年-2016年中国沪深A股25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建立实证研究模型,采用动态面板数据进行OLS（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研究。回归结果显示:绿色创新差异对媒体合法性的影响呈倒U型,即当企业实施较多的象征性绿色创新对媒体合法性的影响是提升的,但是超过一定程度后,会减少自身的媒体合法性,反之,当企业在第一阶段实施较多的实质性绿色创新,会减少媒体合法性,但超过一定程度之后,更多的实质性绿色创新会增加企业的媒体合法性;绿色创新差异负向影响投资者合法性,即企业绿色创新中象征性比例过高,会减少企业投资者合法性,反之,实质性比例更高会提升投资者合法性。;环境规制强度增强了绿色创新差异与媒体合法性的倒U型关系,但是环境规制强度会削弱绿色创新差异与投资者合法性的负向关系。本研究从理论上,将会拓展绿色创新行为的研究视野,丰富合法性理论,为绿色创新理论与合法性理论的交叉找到新的契合点。从实践上,在帮助企业在理解当前制度环境的基础上,将为他们合理选择绿色创新行为开展创新活动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