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信息化越来越成为当今时代特征的代名词、信息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越来越不可或缺的时候，以全球化、市场化改革为目标的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却面临着农业会计信息严重缺失的窘境。无论是农业资源的国际配置难题、国际市场竞争中比较优势的错误判断还是国际贸易摩擦带来的巨大损失均与农业会计信息缺失有重要干系。与此同时，市场化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迫切要求与之相适的农业会计信息的支撑。追本溯源，造成农业会计信息缺失固然有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主体管理技术落后等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旧的农业会计理论和规范不能反映当前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严重滞后于农业全球化、市场化发展需求。　　农业活动是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相交织的活动。生物资产作为农业活动的主要对象具有不同于其他任何资产的生物转化特性，例如生长、蜕变、繁殖、收获等。这些特性使生物资产在企业中的价值不断变化，造成无论是成本计算、还是确认、计量，都比一般资产更加特殊和复杂，一般会计原则无法将其涵盖，从而需要专门的农业会计准则加以规范和约束。我国旧有的农业会计规范恰恰忽视了农业活动和农业资产的这种特殊性。当新的经济环境对农业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及国际协调提出更高要求时，现有制度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便被激化了。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一旦外部环境变化引起原有制度不均衡，带来新的潜在利益空间，便会导致制度变迁需求。中国农业会计发展的历史表明，农业会计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每一次变革，都是对相关环境变化的反应。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新经济环境也毫无例外地对农业会计的又一次变革提出了要求:即建立、完善既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又反映农业活动特征的农业会计准则，向各个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国际协调的、市场化的决策有用信息。　　尽管《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IAS41）的颁布和在个别国家的实施为我国农业会计准则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是此次农业会计变革仍然面临很多未解决的难题，例如:如何理解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如何填补基础理论空缺？如何权衡国际协调与适应国情的关系？如何评价准则制定和实施的效果？等等。　　本文的研究以环境与农业会计发展的逻辑关系为线索，致力于新的农业企业会计变革过程中各种理论和制度矛盾的解决，并运用研究结果理性审视和评价农业会计变革的现实过程。文章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观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关于经济环境与农业会计变迁问题。文章遵循中国农业会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发展脉络，挖掘了农业会计变迁与经济环境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重点提出了农业会计现在和未来发展的模式。本文认为，新经济环境下农业企业会计变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创新农业会计基本理论，建立与国际协调的农业会计准则，指导农业企业会计实践，提供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健全的、高质量的农业会计信息。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概念和理论的完善是变革的基础，而制度即农业会计准则的建立则是变革的核心内容。　　关于农产品成本核算问题。农产品成本核算是农业会计最为基础的理论问题，它不但是农业会计区别于其他会计领域的特殊内容，而且是生物资产计量理论研究与相关准则建立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本文在系统地对国内外农业成本理论与成本核算实践进行分析和述评的基础上，对农产品成本的核算主体、核算范围、核算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1)我国农业企业存在的成本核算主体弱化和成本信息缺失的现实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我国农业企业的较小规模和双层经营体制，恰恰相反，在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建立起的农业产业化本质上要求和促进会计成本信息生成和流动，因此应将成本核算纳入农业产业化运作的关键环节，使稳定和谐发展的产业化组织成为成本核算的制度保障。(2)我国传统的农产品成本核算范围不能反映全部农业生产资源耗费，既不利于土地和环境等资源的持续利用，也与农产品成本核算一般国际惯例不一致，造成成本信息在国际范围内的无法比较。文章设计了包括生产成本和完全生产成本核算的双层成本核算体系，分别向内部和外界信息使用者传达所需信息，使其完成整个成本核算和管理的功能。(3)针对农产品成本核算的特殊问题，以水产养殖企业为例，分别提出了产成品和在产品成本分配的具体核算办法以及鱼塘清淤改造费的会计处理建议;并构想了农业企业土地成本核算的市场比较、价格还原和基准成本三种可行方法。　　关于生物资产计量。生物资产计量是农业企业会计变革中最为核心的理论问题。本文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对国际上存在的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两种典型生物资产计量模式的分析、比较和评价，以对我国生物资产计量属性的选择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研究认为:国际上通行的历史成本模式是以历史成本作为主要计量属性，以成本与市价孰低作为补充，并且在严格的约束条件下允许使用公允价值的生物资产计量模式;公允价值模式则是以表现为市场价格或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公允价值作为主要计量属性，以历史成本作为补充的生物资产计量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优劣。在一般情况和完善的市场环境条件下，历史成本模式是以发生的事实为依据，产生的生物资产相关信息比公允价值计价时更具可靠性，然而生物资产的自然生长特性却给联合产品和联合成本分配带来了难题，使得历史成本的获取成本很高。相对而言，公允价值模式反映了生物资产的生物转化特性，能够提供更加相关的会计信息，并且可以避免成本分配的困难。但是，当环境条件时发生变化时，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两种模式的优劣判断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生物资产计量属性的选择只能是在特定的环境、特定时期的相对选择。　　关于《生物资产》准则评价。我国《生物资产》准则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本文根据前面已经形成的研究成果，将《生物资产》准则与国际农业会计准则比较后认为:《生物资产》准则延用了IAS41的重要概念和思想，却在计量模式、规范范围、生物资产分类以及计提减值准备和披露要求等方面仍然与其存在着差异，尤其是生物资产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导致了我国《生物资产》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本质不同。但是考虑到社会与经济环境发展的现实制约，在农业会计领域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完全趋同还有待时日，历史成本在一定时期内仍然不失为理性的现实选择。并且公允价值的适当引入和生物资产减值准备的规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成本的天生不足，这也反映出我国农业会计准则已经向国际化迈进了关键的一步。另外，不可否认，我国的《生物资产》准则内容本身还存在不足，实施效果还有待检验。　　关于农业会计变革对农业上市公司的现实与未来影响。本文分别运用统计和案例方法对农业会计变革给农业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会计信息质量以及会计信息披露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发现，虽然受《生物资产》准则实施时间所限，变革的影响还未完全展现，但通过已经执行《农业企业会计核算办法》的企业表现仍然可以看出，变革后新的会计政策已经并将进一步规范农业企业的会计行为，提高农业企业的整体会计信息质量。为了充分实现农业企业会计变革的目标，本文认为，应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生物资产》准则，并建立和实施有效的监督机制，保障新的准则顺利实施。　　本文提出了一些就笔者视野所见范围内的创新观点，但由于笔者知识所限，本文的研究成果与结论难免会存在缺陷与不足，例如在实证研究部分，由于研究资料限制，只能以短期、局部的案例分析来推断总体和未来，从而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偏差。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予以修正和进一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