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秉承汉唐注疏的基础上，宋代经学更加注重义理的阐释与发挥，理学遂成为文人学者解经的凭借。在此风气的影响下，宋代《尚书》研究新解异说众多，成果迭出。到宋代中后期，出现了一批《尚书》研究集结之作，这些集作的出现，实为宋代《尚书》成果迭出之后经过一段时期沉潜后的结晶，对保存唐宋《尚书》研究文献资料非常重要。黄伦《尚书精义》正是此类著作的代表之作，它辑录了宋及宋以前近70家关于《尚书》的观点，这些辑录虽然多是只言片语，并不完整，但因很多家的著作现在已经亡佚，诸家著作之局部面貌有赖《尚书精义》一书而得以保存，故该书无疑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而且该书还有另一特点，即黄伦未发表任何自己关于《尚书》的观点，均为引用他人之说。这些引用均是有选择的辑录，实为黄伦寓作于述，借他人之说来阐发己意。这样的著作方式之所以在黄伦生活的时代得以出现，是与当时的学术背景有很大关系的。针对这样一部集结之作，目前学术界对其的关注度，与其存在的学术价值相比，并不成比例。有鉴于此，在为数不多的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原始文献出发，对《尚书精义》开展系统研究，实有必要。通过全面分析梳理黄伦《尚书精义》一书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其所引诸儒共同的解经方式以及该书自身的解经风格及缘由。黄伦所列诸儒解经方式主要是训诂、义理两大方面。训诂方面主要包括对字词句的解释，运用了形训、声训、义训、校勘等。义理方面则是用天理说与心性论去解经。宋代特有的社会环境及其治学风气，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反映，在经学上也表现得很强烈。学人较为收敛的解经风格，寓作于述的解经方式，都与那个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尚书精义》的体例与解经方式正彰显了黄伦个人独特的解经方式——寓作于述。同时，该书所列诸儒解经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包涵了民本与为君治国两个大的方面，其中蕴含的民本方面的内容对现在仍有借鉴意义，而其所阐述的为君治国之道无疑是刻画了心目中的理想君王形象，在当时有着其独特的意义。综上所述，黄伦《尚书精义》虽为一部寓作于述的《尚书》解经之作，但其研究价值却不容小觑，对其内容进行充分挖掘，不仅可以系统梳理流传至今的珍贵的唐宋时期的重要《尚书》学文献资料，而且可以在尚书学史以及宋代经学史上给《尚书精义》一书及其作者以更加准确合理的历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