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研究是1970年代末期在西方兴起的电影研究思潮,与西方其他研究思潮相类似,它也是在对此前流行理论——作者论——的反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理查德·戴尔、德科尔多瓦等人为代表的明星研究学者确立了不同于明星经济研究的理路,把明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观察,认为电影明星是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不同历史时期的明星是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宏观因素与电影演员独特魅力相结合的产物。明星的塑造途径至少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是从职业角度即明星作为演员在银幕上的角色表现,二是明星作为个体在银幕下的形象塑造,包括明星作为“名人”、“名流”的角色被社会广泛关注。而对明星形象的塑造在许多互文本之间进行,尤为重要的是明星私生活参与到明星身份塑造中去。事实上,明星既是个体魅力的产物,也是所处历史时代凸显选择和型塑的结果,还是观众群体对不同明星接受的结果,同时还有电影类型、技术手段等多因素影响的结果。因此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体现者明星就成为被多种力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结构的复合体,他们往往反映出所处时代的整体社会文化目标和潜藏的欲望,成为所处社会历史的重要图标。由于明星作为一个被建构的多义体,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繁复难解,因此对研究范围进行界定是必要的:本文的研究将会以明星与社会思潮、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明星形象蕴含的意义作为研究重点。并非个别明星总是要反映其所处社会和时代所有欲望和特点,也并非其所有银幕作品都是其明星形象的重要呈现者。因此面对繁复芜杂的社会现象和数量颇巨的电影明星,从中加以选择并对其主流线索进行梳理,并从中透视社会发展与文化动向就成为本文的重要研究目标。为更明晰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当下社会六十年的主要文化意识发展的线性关系,文章把这一阶段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并从各个历史时期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明星形象进行分析论述,从而呈现出其明星形象型塑过程中各方力量的博弈,以及明星形象中蕴含的意义,由此透视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潮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及二者互相渗透的关系。文章共分为以下部分:绪论部分。该部分除阐明本论文写作的背景和研究缘起外,重点对笔者视域下国内外文献资料进行综述,从而发现本论文得以成立的前提,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学术背景和方法。第一章立足前述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和使用概念与材料进行阐释和界定,为论文的写作准备工具。第二章开始进入了对历史的梳理。本章所论述的历史时期是前新时期,即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以谢芳为主要研究个案进行剖析。此时期的明星谢芳在银幕上呈现为知识分子到革命者身份的位移,而在非银幕空间中谢芳作为明星进行形象塑造的空间极为狭小,甚至被挤压为扁平的线性空间。作为重要的物质载体,其身体在银幕之上成为被异化的典型,呈现出强烈的坚硬气质和献祭归属。该时段中娱乐明星被压抑于政治明星的光环之下。第三章论述的历史时期为1978年到1987年。该时段中选取刘晓庆为分析个案。刘晓庆作为1980年代最重要的电影明星之一,其银幕空间中塑造的形象呈现出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气质的混合特征,并成为当时文化启蒙思潮中对“人”的主体性呼唤的生动载体。而作为被电影艺术叙述的对象,其身体呈现出典型的自我支配性质和女性特点。本时段中非银幕空间广泛参与明星身份的型塑,且成为重要的型塑手段;而娱乐明星也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对象。第四章论述的历史时期自1988年到1998年。该时期选取巩俐作为明星个案予以研究。在银幕空间中巩俐成为借用电影艺术手段精心打造出的激情银幕符号;而在非银幕空间中巩俐成为“东方制造”“西方接纳”的标本性明星,其身份经过西方的“选择”和“认可”后,又在国内广受关注,这一身份旅行折射出此时国内对明星形象的接纳新标准。这一阶段中巩俐的身体叙述呈现出激情符号与跨文化两大典型特点。第五章论述的历史时期为1998年到当下。章子怡成为本章选取的论述个案。在银幕空间和非银幕空间中,章子怡都成为倔强、努力、执着的明星形象,而由于其在两重银幕空间中的塑造明显受到国际语法规则的影响,因此章子怡的形象成为一种国际语法规则下的想像性符号。而其身体独特的动感呈现也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不同女性特质的发展趋势与典型表征。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结论。在结论中对上述四个历史时期明星身份的塑造方式进行了回顾,从而得出明星在银幕空间和非银幕空间中型塑的发展趋势:由银幕空间的基本一统天下到两重空间的合谋共建。作为视觉文化的重要载体,演员身体在两重空间中的塑造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由气质坚硬到传统女性气质的回归,再到独立女性个体的动感和力量的双重呈现,这正是不同社会对个体魅力侧面利用和遮盖的结果。而不同历史时期的明星形象更是其所处社会中国家形象的呈现对象,其经历了一个由自我想像到自我想像与他者想像投射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作为大众文化的承载物,明星史可以叠化为国家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