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全球服务贸易也随之快速发展。到了 20世纪90年代,服务贸易更加自由化,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更加频繁,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开始赶超货物贸易。之后随着近些年来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服务贸易在飞速发展,全球经济的重点也在逐渐向服务贸易转变,服务贸易在世界各国经济中的地位日趋突出。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服务贸易开始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主,代替了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服务贸易。全球各国纷纷把国际贸易的关注点转移服务贸易上来,以增强自身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竞争力。技术进步是促进一国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源动力,而通过国际贸易所获得的技术溢出又是影响一国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进口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不仅可以丰富进口服务贸易理论,同时还期待可以为我国未来的服务贸易发展提供可参考的政策和制度建议。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进口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问题,但是相对商品贸易而言,目前服务贸易的相关研究仍然不足,服务贸易学术研究的步伐与服务贸易飞速发展的现状相比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同时以往关于服务贸易的研究也大都忽略了制度因素的影响,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在Coe和Helpman(1995)经典的知识驱动模型的基础上,把制度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到模型中,构建了包含制度变量的计量模型,采用31个国家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对进口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必要探讨目前国内的政策制度能否有助于促进进口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经济的增长,这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以新贸易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首先介绍本文研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价值以及本文的框架结构,并且对国内外进口服务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其次,根据进口服务贸易技术溢出的途径,把服务贸易分为跨境服务贸易和商业存在服务贸易两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进口服务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再次,在经典CH知识驱动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制度变量,就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经济制度、营商环境,以及高等教育质量四类制度分别对这两种途径的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构建了进口服务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计量模型,运用加权最小二乘(WLS)、广义距估计(GMM)等方法对3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根据本文的回归结果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及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研究结论显示,本国的R&D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分别通过跨境服务贸易和商业存在服务贸易获得的技术溢出对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制度对东道国的进口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有重要影响,相对更加完善的高质量的政策制度会更加有助于获得进口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从而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模型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化经济制度、营商便利制度、高等教育制度对进口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均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这意味着优化和完善一个国家自身的制度体系是促进一国进口服务贸易技术溢出的一条有效途径。本文最后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求我们必须充分重视我国的制度体系在促进进口服务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是提高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必须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制定具有相适应的制度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