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初,战争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伴随工业文明时代的启蒙运动及时代提倡的理性价值,新的思想所埋下的副作用让西方文明进程遭受震荡。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自身所处的文明,在对战争和人类现状的反思中,部分知识分子站在了反现代主义的立场。对现代文明、科技和社会进步抱有怀疑的敌对的态度,他们试图用心理学领域对无意识的新的研究成果、古希腊神话的酒神精神甚至从原始人类宗教仪式中寻找思想资源来对抗现代文明。在艺术领域,尤其是超现实主义呈现了此时青年艺术家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态度。在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群体中,安德鲁马松作为早期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参与者,有深厚的文学、哲学修养,曾被同时代艺术家评价为超现实主义群体中最有学养的艺术家。在马松的艺术生涯中,除了他早期引人注目的“自动主义”绘画,以及使用综合材料的创作(这启发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波洛克创作他的“行动绘画”)以外,在一战后移居到西班牙的一段时期,期间创作《大屠杀》系列的作品像是他艺术生涯的一场溢出,同时在创作了三年后又戛然而止;同时因为在对政治与艺术关系的看法上与超现实团体不合,离开布列东为首的主流团体后,自身的艺术观念和创作风格突变,不再创作是字面意义的“自动绘画”,而是从一战经历的战争体验、尼采式的哲学体会(当时法国流行的两种对尼采哲学的接受方式:权力意志和体会挣扎)以及从古希腊生活中提取对抗现代文明和理性的精神资源。关于马松绘画的这些不寻常的变化,都构成了二十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超现实主义里重要的历史现象,对马松这段时期艺术的理解和阐释,或许可以对整个超现实主义艺术的肌理有更清晰的把握。《大屠杀》系列、与巴塔耶合作的图像与文本相对照的《阿塞法尔》系列、“米诺陶迷宫”等题材,成为马松这一时期创作的主题。在这些主题的创作背后,有马松自己的参战经历、同时代哲学家的思想底色,以及“持异议的超现实主义者”与主流超现实主义团体之间的观点冲突甚至有上世纪初女权运动与男性身份焦虑的背景等。通过对马松艺术生涯节点的观察,去挖掘整个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内部张力和其团体内部思想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