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民间说唱曲艺,幽默是相声的生命线。对于相声中的幽默,过去的很多学者分别运用幽默理论、语用学理论以及认知语言学理论进行了研究,但主要是针对其中的语言幽默,而忽视了一些非语言因素。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从多模态的角度对相声中的幽默进行更加全面地探讨。除了语言,语伴手势作为一种视觉模态频繁出现在相声表演中,这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其与幽默产生之间的联系。相比国外如火如荼的语伴手势研究,我国语言学界的相关研究较少。语伴手势在思维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够反映说话者的思维过程,还能够决定说话者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模态。近几十年来,国外和国内的学者探讨了演讲、课堂教学和电视采访等语篇中的语伴手势,但很少人从多模态的角度运用幽默理论对相声中的语伴手势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以2008年至2018年这十年来(共30场)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的相声节目为例,基于张德禄的多模态综合分析理论框架中的形式层面以及乖讹-消解理论,来分析笑点时刻的手势模态和语言模态是如何相互配合来实现幽默效果的。首先,本研究基于Attardo(1994)以及吴霞&刘世生(2009)对笑话的分类,将每个相声中由语伴手势和言语共同构成的幽默点划分为三类笑话:I类,IR类和N类,研究出现在笑点时刻的手势模态和语言模态。其次,根据McNeill&Levy(1982)和McNeill(1992)对于语伴手势类型的划分,本文将所有出现在笑点时刻的语伴手势分为四类:节拍手势、指示手势、图式手势以及隐喻手势。最后,本文基于乖讹-消解理论(Suls,1972)以及张德禄(2009)的多模态综合分析理论框架中的形式层面,分析了在不同类型笑话中,语伴手势和言语通过互补关系产生幽默效果的过程。通过对春晚相声幽默的研究,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一、由语伴手势和言语构成的幽默点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的笑话——I类笑话(31.34%),N类笑话(48.26%)和IR类笑话(20.40%)。其中,N类笑话所占比例最高,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从表演者的角度来说,制造N类笑话所用的时间更少;从观众的角度来说,N类笑话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理解。二、不同类型的语伴手势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幽默的构建,它们在数据中的比例分别是节拍手势(3.48%),指示手势(31.84%),图式手势(34.83%),隐喻手势(18.91%),提示性手势(9.45%),指示手势和隐喻手势(1.00%),指示手势和图式手势(0.50%)。节拍手势主要被表演者用于强调说话内容;指示手势用于明确说话内容所指对象,既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图式手势和隐喻手势都用来描述语义内容,然而前者更多表达地是一些比较具体的概念,而后者则是抽象概念,涉及到跨域映射的过程。通过使用隐喻手势,表演者所表达的抽象概念更容易被观众理解。除此之外,提示性手势也被用于相声表演中,主要被表演者用于提示话题的转移。提示性手势尤其是对于I类笑话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作用。三、笑点时刻的语伴手势和言语主要通过互补关系——强化关系和非强化关系产生幽默效果,这也说明了语伴手势和言语两种模态的相互配合对幽默的产生有重要作用。强化关系在所有互补关系中所占比例最高。总的来说,不管是构建哪一种类型笑话,大多数的语伴手势还是通过强化关系和言语间接地参与到幽默构建的过程中,语言还是承担主要模态的作用,语伴手势只是对它的强化。但是少部分语伴手势也可以通过非强化关系与言语协调直接参与到幽默的构建当中。当人们理解这些笑话时,语伴手势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四、乖讹-消解理论过去常被用于分析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不一致。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语伴手势作为一种非文本模态与言语之间也可以产生乖讹,并且语伴手势对于乖讹的消解也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乖讹-消解理论也可以用来分析非文本模态所产生的幽默。从实践意义上讲,一方面本文不仅加深了人们对相声中语伴手势的理解,同时也帮助他们去揭示语伴手势的潜在意义,从而获得更好的幽默效果。另一方面,本文拓宽了幽默的研究领域。从理论角度上说,本文验证了乖讹-消解理论也适用于在多模态语篇中研究除语言模态之外的模态,比如手势。